长期以来，“十七年文学”在各类文学史的编纂策略中都处在不利位置。文革时期的激进文学观全盘否定了它；80年代“重写文学史”也同样轻视它。到了90年代的中后期，其学术研究的价值似乎得到了普遍的肯定，但真正涉足者依然寥寥。说到底，这可能要归因于其年代学命名的不祥特征，它听起来没有“文化革命”的左翼激进主义的回响；也不包含“新时期”自由想象的音节。作为对当代中国政治史分期概念的移植，它保留了其来源的全部模糊特征。 现代意义的历史编纂实践本身即是现代性自我建构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各种意识形态矛盾和争斗的转移，甚至直接就是这种矛盾与斗争的继续和拓展。对“历史”的争夺从来都是现代意识形态战争中最胶着的厮杀。作为其残酷结果，负载人类群体实践的某些“时间”因其最终的得胜而意义高悬、充沛丰盈，而时间的剩余部分，要么变得暗淡无光；要么遭受永久禁闭的厄运。略显曲折、隐晦的文学史之战，在性质上并无不同。某种“文学史”的流行即意味着另一些文学的“历史”的被封杀。在甚为短暂的现代文学运行过程中，此类厮杀屡有所见，其借口不同，其本质无异。 按时下流行的文学史定位标准，“十七年文学”已经变成了一种缺乏明确意义归属的文学，它侧身于“中国当代文学”之中，却又被其后的两个乃至多个特征各异的时期或潮流所区别、所捏塑、所淹没，并最终成为了这一曾经是轰轰烈烈的历史时期里的一种“剩余”的文学现象，其文学身份可疑，其历史性质暧昧。因此，在由启蒙主义、左翼激进主义和审美自由主义依次上演的文学史戏剧中，似乎找不到可以给予“十七年文学”的恰当历史角色。当然，今天的问题可能不完全在这种被忽略和被否定之上，“十七年文学”及其历史叙述的展开需要有效地回应一系列质疑，并将自己的“历史”置于现代历史的差异性之中。这种文学史话语应该既不屈从于某种权威标准，也不以对既存文学史权力的反抗为鹄的，当然更不谋求建立一种新的压抑性机制。从知识性格方面说，对“十七年文学”的关注和研讨，不是要为它在现有的文学史格局中寻找安放的位置或争得更多的份额，也不是要以“十七年”为标准进行一次新的知识颠覆，它不过是本于知识批判的立场，对日益膨胀并逐渐沉积为制度惯习的文学史权力提出质问；从可以意识到的历史责任方面说，它旨在挑战制度权力和思维惰性对历史想象力的囚禁，通过对文学中感性历史的复活，来释放现代“历史”本来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及其丰富内涵。 8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研究“内部”与“外部”标准及其等级的确立，人们对文学史分期的“外部”标准也普遍抱有警觉和怀疑。研究“十七年文学”首先遇到的问题可能是：作为与政治意识形态实践缺乏距离感的文学现象，同时也作为文学史的“排异”思维所产生的“剩余”现象，“十七年”是否还具有作为一个文学史时段的研究价值和文学合法性？其次，这一研究究竟应该与流行的“排异”文学史保持一种怎样的对话关系？在最近十余年来对“十七年文学”所展开的研究中，董之林以其集中而且持续的努力为上述问题的回答提供了一个个人性的研讨范例。她以“十七年小说”为研究焦点，先后完成了《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以及最近出版的《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① 这一研究工作开始于对流行的文学史“元叙述”的不信任，它针对目前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和症结。以研究者自觉的历史责任为动力，向一段历史“飞地”突进，试图打开这个业已被各种强势话语所掩蔽了的历史空间，并且重温那段被“封存的记忆”。 客观地看，把“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并不缺乏必要的依据，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内部”的依据。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七年文学”的“内部”，恰恰是在倡导“内部研究”的潮流中被彻底封堵了。它以对文学“本质”的某种先验预设为前提，毫不犹豫地肢解了文学及其历史存在的多样性。因此，在一些研究者的眼中，所谓的“十七年文学”，只剩下不入文学之流“外部”讯息，它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拙劣的文学复制品，从而可以轻易地将之从文学史的视域中淡化甚至抹去。这一现象似乎再一次证明，文学史的盲视不止来源于文学研究对象的意识形态特质，更可能来源于文学研究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偏见。董之林在对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情景进行还原分析的时候，曾对这种“把复杂、动态的历史看成铁板一块”并且“掩盖了历史细节的宏大叙述”提出了尖锐批评。她认为，现行各类文学史简单搬用西方“元叙述”，而忽略了“根植于本土的叙事文学特点”，在否定“十七年小说”艺术价值的同时，也根本无法触及中国小说“对现代社会演化过程的复杂体验和独有表现”。② 从研究立场上说，承认“十七年小说”的文学史研究价值、及至其文学价值，即使在流行的文学认识逻辑之内，也根本无须做什么自我辩护，因为，这是文学史研究最起码的“历史化”立场。相反，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揭示“十七年小说”的现代本质。也就是说，把“十七年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它孤立起来，甚至把它作为其它时期小说的对立面来加以处理，为其“独特”价值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十七年小说”并非“空降”而来，也不能只从当时的政治背景方面做出正面的或负面的解释。它既是中国现代性实践变化和调整的产物，也是作为现代写作形式的小说的自我选择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小说自身危机和裂变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