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新语生成到名教膨胀 词汇对于社会与文化、思想有着强烈的依附性与共变性，尤其在转型时代，随着新生事物、外来思想的大规模涌现，词语的新变与增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显然自清末以来中国经受着持续的“名词爆炸”、“主义风行”。一九○五年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开宗明义指出：“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面对新名词“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两者皆非也”①。经过新语这一“语文部件”所搭建的传播平台，中国人将现代文明的成果部分地转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一般思想史”的角度而言，正是那些看似在不经意间反复使用的表示新生事物与新思想的新名词，在社会实践中，既体现出中国人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变革，同时又艰难参与、推动了这一变革过程，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了中国人的“自我感知框架”（frames of selfperception）②。我们应该放下语文上的盲目排外与民族主义藩篱，不过，清末以来国人确如“久处灾区之民”，求新者的饥不择食中危险也暗自滋长，新名词的力倡者梁启超就有过这样的反省：“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③ 还是借王国维的话说吧，面对着新语“以混混之势而侵入”，首先当与“泥古者唾弃之”划清界限，然后实应仔细考察“好奇者滥用之”所含藏的危险。 李大钊在五四前后注意到“世间有一种人物、主义、或是货品流行，就有混充他的牌号的，纷纷四起”④。一九二六年，周德之在名为《为迷信“主义”者进一言》的文章中记录了如下观察：“自从‘主义’两字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开口是‘主义’，闭口是‘主义’，甚至于吃饭睡觉都离不掉‘主义’！眼前的中国，是充满‘主义’的中国；眼前的中国民，是迷信‘主义’的中国民……就今日中国的信主义与用主义者，至少有十分之九是非真诚：有的为权，有的为利，有的为名，有的为吃饭穿衣。”⑤ 差不多同一时候，马君武也讽刺“主义癖”：“无论何种主张，皆安上主义二字，其中每有不通可笑的，又有自相冲突的。”⑥ 这是一个“主义”风行天下的时代；而“主义”的生成、膨胀与个人私欲的驱动暗中勾结；且“主义”往往自身被抽象出来成为空洞的符号，这其中“混充牌号”者有之，“不通可笑”者有之，“自相冲突”者有之……这几乎就是恶性循环：正因为“主义”能满足私欲，故时人趋之若鹜，按现在的时髦说法，“主义”遂成某种象征资本，而其象征性的社会功用愈演愈烈，则“主义”愈发堕为空洞的名词符号。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风习中胡适揭起“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名教”讨论，借以反思新文化运动在输入种种“主义”时的悬空与浮泛。“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作‘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⑦ 一九二八年胡适写了《名教》一文，“现在我们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而“口号标语正是‘名教’的正传嫡派”，“大多数喊口号，贴标语的，也不外这两种理由：一是心理上的过瘾，一是无意义的盲从”，胡适从口号标语的泛滥入手，剖析名教产生的缘由，他举了一个极有针对性的例子：“少年人抱着一腔热沸的血，无处发泄，只好在墙上大书‘打倒卖国贼’，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写完之后，那二尺见方的大字，那颜鲁公的书法，个个挺出来，好生威武，他自己看着，血也不沸了，气也稍稍平了，心里觉得舒服的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于是他的一腔义愤，不曾收敛回去，在他的行为上与人格上发生有益的影响，却轻轻地发泄在墙头的标语上面了。”⑧ 少年人标举的口号根本不错，具有无可辩驳的时代合理性，他的错在于“心理上的过瘾”与“无意义的盲从”。 五四是大规模输入西潮、“主义”的时代，胡适何尝能免俗，甚至他就是引入西方思想模式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最突出者，其诗作中标语口号的句子也不乏其例。但无论如何胡适对新思潮的反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并不是在笼统的意义上反对一切标语口号、学说、主义，胡适显然也承认“名词是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⑨。反抗名教并不是指打破、弃绝“名”的所有形态——言说、概念、理念、主张、学说、主义……我们就此归于沉默不言，果如是，可能就丧失了彼此交流的人类公共平台；简单来说：我们是在一个由“名”引导的世界中，讨论其中的一种极端形态，或者说有危险的形态，即现代名教。“名教”本来特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而胡适赋予其新义（“崇拜名词的宗教”）⑩，他的论述帮助我们理解现代名教的具体所指与特征：比如作为抽象名词的“主义”，掩盖了“救时的具体主张”，人们所关心的不是具体语境具体问题，不关涉社会实际与个人生命，而只是迷信“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全称名词”；比如名实不符、鱼目混珠，在一个名词爆炸的时代中，往往有不真诚的欺世盗名者“混充牌号”。现代名教的另一层意思，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11)、“信仰名的万能”，屈服于、满足于“文字的神力”、“纸上的学说”(12) 而不具备介入历史实践的能力。正是上引那位“少年人”以“心理上的过瘾”与“无意义的盲从”为主的精神机制与思维逻辑。所谓“名教”正是指这种“立名为教”、对名词符号的“拜物教”，胡适讥为“奴性的逻辑”。而鲁迅谓之“‘符咒’气味”：“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13) 这些陈述都揭示了名教运作机制中深藏的神秘性与权威性，而危险正由此而来。比如，“他们把思想概念当作一面大旗，插在头上就可以吓软读者的膝盖。旗子是愈高愈好，于是他自己也就腾空俯视了”。所谓“腾空俯视”，往往指的是通过“思想概念”，把个人的存在从他身处的世界中、从与他周遭事物的交互关系中抽离出来，所以“抢夺思想概念”每每与“脱离生活”相联系(14)。身陷名教的个人无视、甚至排斥他原本置身在这一生活与世界中的真切经验，转而崇拜、迷信“名的万能”与“神力”。这近似于阿伦特所描述的“意识形态思想”，它“摆脱了我们凭五官感知的现实，认为有一种‘更真实’的现实隐匿在一切可感知事物的背后，从这个隐匿的地方来控制事物”，它假定“用一种观念便足以解释从前提发展出来的一切事物，经验不能说明任何事物，因为对一切事物的理解都在这种逻辑推论的连贯过程中”，由此将“人能力中的内在自由换成简单的逻辑外衣，人以此可以几近粗暴地强迫自己，就像他被某种外部力量强迫一样”。名教的奴隶就被这样一种力量、一种“奴性的逻辑”所控制，“与同伴们失去接触，也和周围的现实失去接触”，“在失去这些接触的同时，人们也失去了经验和思想的能力”，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对于他们来说，事实与虚构（即经验的真实）之间的区别，真与伪（即理想的标准）之间的区别已不复存在”(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