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4-0021-05 中国的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这是一个大可讨论的问题。 像过去那样，现代文学史就从“五四”文学革命写起，如今的学者恐怕已很少有人赞成。较多的学者大概都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文学史，应该从戊戌变法也就是19世纪末年写起。但实际上，这些年陆续发现的一些史料证明，现代文学的源头，似乎还应该从戊戌变法向前推进十年，即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算起。 根据何在？我想在这里提出三个方面的史实来进行讨论。 首先，“五四”倡导白话文学所依据的“言文合一”（书面语与口头语相一致）说，早在黄遵宪（1848—1905）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就已提出，它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类论述，足足早了三十年。“言文合一”这一思想，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西各国，他们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改变古拉丁文所造成的言文分离状态，以各自的民族语言为基础，实现了书面语与口头语的统一。黄遵宪作为参赞自1877年派驻日本后，由间接途径得知这一思想，用来观察、分析日本和中国的言文状况，接受了这一理论主张。我们如果打开《日本国志》卷三十三的《学术志二》文学条，就可读到作者记述日本文学的发展演变之后，用“外史氏曰”口吻所发的这样一段相当长的议论： 余观天下万国，文字言语之不相合者莫如日本…… 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然则日本之假名有裨于东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废乎！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① 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乎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乎他日者不有孳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标点符号为引者所加） 胡适在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大概只读过黄遵宪的诗而没有读过《日本国志》中这段文字，如果读了，他一定会大加引述，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这段文字所包含的见解确实很了不起。首先黄遵宪找到了问题的根子：“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这可能是西欧各国文艺复兴后社会进步很快，国势趋于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胡适在上世纪30年代谈到白话文学运动时曾说：“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② 可是黄遵宪恰恰就在“满清时代”主张撇开古文而采用白话文，这难道不需要一点勇气么？胡适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③ 可是黄遵宪恰恰就在胡适、陈独秀之前三十年，早早预言了口语若成为书面语就会让“农工商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局面，这难道就不需要一点胆识么？黄遵宪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书面语不能死守古人定下的“文言”这种规矩，应该从今人的实际出发进行变革，让它“明白晓畅”，与口头语接近乃至合一。事实上，黄遵宪所关心的日本“文字语言之不相合”问题，也已在1885—1887年间由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发动的文学革命④，倡导以口语写文学作品，真正实行“言文一致”所解决；只是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时，早已离开了日本，因而可能不知道罢了。应该说，黄遵宪所谓“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这种文体其实就是白话文。不过，由于黄遵宪毕竟由科举考试中举进入仕途，而且是位诗人，他似乎缺少将小说、戏曲亦视为文学正宗的意识，自己又未能通晓一两种欧洲语言（只是稍通日语），这些局限终于使黄遵宪未能明确提出“白话文学运动”的主张。虽然如此，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所鼓吹的“言文一致”的思想依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当清廷甲午战败，人们纷纷思考对手何以由一个小国突然变强，都希望从《日本国志》中寻找答案的时候，“言文合一”、“办白话报”等措施也就成了变法维新的组成部分，声势猛然增大。⑤ 可见，黄遵宪在中国应该变法维新方面始终是坚定的，一直到百日维新失败、被放归乡里的1899年，他还对其同乡、原驻日大使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并预言说：“三十年后，其言必验。”⑥ 虽然他自己在1905年就因病去世，早已看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