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9)3-0075-06 一、序论：中国支流论的总结 马华文学评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马华旅台学者陆续投入，开始展现空前热络与深入的论述工程，从文本诠释、主体性、多元中心论，到国族意识的探讨，都有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在这以前，马华文学的诠释权在“同文同种”的思考前提下，多半由中国学界收编进“海外华文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海外支流。所谓的“世界华文文学”的跨国界研究学科，乃是大中国中心视野之下的产物。由于各地区华文文坛的评论力量相对弱势，很长一段时间，大中国中心视野遂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主流论调。马华文学论述发展至今得以脱离支流论，旅台学者的论述厥功甚伟。① 马华文学和极大部分的“海外”华文文学都得面对“中国文学支流论”和“（所在）国家文学的定位”两大窘境。建立本身的文学主体性，摆脱中国支流的地位，并获得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系统的承认，似乎是马华文学最迫切的问题。“中国文学支流论”近十年来情势已有转变②，最发人深省的思考首先来自林建国在《为什么马华文学》(1991)，黄锦树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性》(1998)和张锦忠的《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2003)则是两次大规模的论述成果。 张锦忠的马华文学论述，主要建构在易文—左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复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他的博士论文《文学影响与文学复系统之兴起》(Literary Interfer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Literary Polysystem，1996)，首次借用这个理论来检视处于主流文化边陲的（马华）文学系统，及其崛起的历史与社会脉络。复系统同样成为《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的理论架构。这个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去霸权、去中心，同时也跳脱中心／边缘窠臼思考的泥沼，把“支流”置换成独立的“系统”，强调经过“在地化”的马华文学书写，早已呈现出迥异于中国文学的新貌，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它们做为异域新兴华文文学的意义其实大于做为（处于边陲或海外的）中国文学”③。按照复系统的思考，中国（文学）对马华文学所产生的不是“影响”(influence)，而是“干预”(interference)。马华文学只是吸收／借贷作为溯始文学(source literature)的中国文学养分，转化成异质性的在地（华文）文学。 《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另一创见，在于进一步提出“新兴华文文学”的“联邦”概念。华文文学并非“海外”华文文学，马华、新华、泰华、菲华或越华等在异域扎根，早已形成与中国文学貌不合神亦离的变种，用张锦忠的说法是，“新兴华文文学的华文是‘异言华文’(Chinese of difference)”④。“复系统”和“新兴华文文学”有效地瓦解了“中国文学支流论”的主从／母子关系，既宣布各国华文文学的独立（主体性），也重新定位“在地”之后的亚细安华文文学。“华马文学”这个概念除了体现“异言华文”的“在地”特质，并且突显使用不同语种的华人写作状况。 中国支流论属于90年代的阶段性议题，马华（旅台）学者／作者基本上立场一致，团结攘外。这个议题是五六十年代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持续深化：提倡马华意识，在创作上反映马来西亚意识。马华文学摆脱支流论之后，意味着主体性建立，马华文学的定位和诠释权回到自家人手里，并努力把它安置到马来西亚的文学系统，是以乃有“在国家文学的定位”思考，以及“华马文学”取代“马华文学”的命名。不过，国家文学的议题牵涉到政治力的运作和民族情感，迄今仍无解决方案；从理论层面观之，“华马文学”似乎较能突显马华文学现状，实际操作时，却是问题重重。然而华马文学如果可以落实，理论上，似乎有助于缩短跟国家文学的距离。 二、国家文学的迷思 讨论“马华文学如何成为国家文学”议题同时，张锦忠以人类学的思考，提出把沿用既久的“马华文学”置换成“华马文学”，尝试一举解决“中国文学支流论”，以及马华文学“在国家文学的定位”，《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2003)是这个思考的重要成果；他跟黄锦树、庄华兴合编的《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则是理念的落实。 长期以来，马华文学论述（或许也是某些马华作家）最大的焦虑：国家不承认我们。当前的马来西亚国家文学，是采用官方语言马来语作为国家文学凭证。用华文书写，将永远被排除在国家文学的殿堂外，“马来文学已拥有国家文学法定定义与运作权力的地位。马华作家身处这样的政治脉络，当如何书写？为何书写？用何种文字书写？如何跨越民族与文化的疆界？”⑤这个积极的提问背后，是长期以来华人社会无语问苍天的心酸：我爱国家，国家不爱我，怎么办？张锦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用马来语创作。打破语言疆界，不囿限于媒介语，“即使不用母语创作，也能写出反映民族经验的作品”⑥。这是它与国家文学接轨的最好方式，备受马来文学界肯定的华裔林天英(Lim Swee Tin，1952-)即是最好的例子。顺着这样的思路，张锦忠提出马华文学应正名为“华马文学”，也即是“华裔马来西亚文学”。换言之，他考虑的是“人种”的问题，而非“语种”。如此，以英文、马来文写作的华人全都是建构华马（马华）文学的生力军，华马文学也将呈现更丰富的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