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持续写作短篇小说的作家 刘庆邦在当代文坛，以短篇小说闻名，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些年，我们完全可以用“苦心经营”这个字眼，来形容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写作。他在二十余年“持续性”的短篇小说写作中，凭借他叙述的耐性和笔力的稳健，使他成为与苏童、迟子建、阿成齐名的近十年来成就卓著的当代短篇小说大家。有人说他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短篇王”，也有人称其为“当代中国写底层人的契诃夫”，我认为这些都不为过。对于一位创作力正当旺盛的作家，在此，我们并不急于确立刘庆邦在将来的文学史上的意义，也许，随着时间的淘洗，他的有些作品或许成为经典，或者将会黯淡，但刘庆邦对短篇小说文体的坚守，对既有写作秩序的抵抗，他小说的价值、意义和局限，一定是与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就分不开的。这些年，刘庆邦短篇小说的创作量极丰，平心而论，虽然其前后期作品的水准时有参差，但整体上，他的短篇小说，毫无疑问地代表着这个时代短篇小说写作的一个高度。无论怎么讲，刘庆邦短篇小说的影响力，足以令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阅读感到震撼和惊喜。人所共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末，是一个喜欢给文学和作家归类、界定某种“属性”的时间段，但是，对于像刘庆邦这样基本上不为潮流所裹挟的作家，是很难依据某种特性给其“定位”的。因此，如果现在一定要对他的写作或本身有某种“说法”的话，那么，在此我们恐怕只能称其为“持续写作的短篇小说作家”。 可以说，刘庆邦对于短篇小说的钟爱，已经到了难以割舍、如痴如醉的地步。在这里，我们可以陈列出数十篇能够代表他创作风格的不同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作品，从他前期的《走窑汉》、《保镖》、《黑胡子》、《煎心》、《鞋》、《梅妞放羊》到后来的《响器》、《踩高跷》、《夜色》、《不定嫁给谁》、《遍地白花》、《幸福票》、《别让我再哭了》、《红围巾》、《空屋》、《福利》等，直到近期《黄花绣》、《燕子》、《一块白云》、《玉米地》、《远山》等。仅他二十余年写作的二百余个短篇的创作量，就已经令人瞠目，其间又不断有撼动人心之作，足见他写作短篇小说的用心用力，执着坚定，甚至九死不悔的韧劲和信念。显然，这样的写作，已远远不限于对短篇小说文体本身的热爱，这其中，还蕴藉着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有艺术追求作家的赤子情怀。一方面，他认为，“短篇小说是更纯粹更艺术的一种文体，因为体积小所以也掺不了假”①，他所追求的“掺不了假”的写作，迥异于许多当下作家难以免俗的“功利心”写作，因为在当代，“为稻粱谋”的写作似乎不再是一种“诟病”，而是理直气壮的“顺理成章”。不计较“回报”地对待短篇小说这种职业或事业，对于一个已有很大名气，并有很多机会“利用”文字创造财富的作家，无法不让你对其满怀敬畏。因此，在我们时代，喜欢或钟爱短篇小说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了某种写作伦理上的崇高意义。“挣钱从来不是我写作的动力，不挣钱成了我的反动力”②，这种写作姿态使得他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现实的文化语境，具有了一定的自足性。而坚持对纯粹文学写作的追求，成为他执拗的文学理想和精神坐标。另一方面，他笃信，短篇小说对现实、生活和存在具有非凡的“穿透力”，它对于生活所构成的绝不是普通的压力，而是巨大的“压强”。③因此，在近年对刘庆邦大量作品的阅读中，我愈来愈坚信，庆邦对待短篇小说写作的态度，就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对待生命的态度。他对纯文学是如此地赤诚，他似乎以此在对抗着他与现实的某种龃龉。这就不免使得他的文字在表现生活世界时，显现出叙事形态上的激奋和粗砺。对于他而言，短篇小说的确是一种非常纯粹的东西，也正是这种相对寂寞的文体，使他紧迫而从容地逼近存在的真实面相。 数年来，他全神贯注地聚焦他所熟悉那两块生活的领地——乡村和煤矿，那里有他挖掘不尽的艺术矿藏，小心翼翼，不屈不挠。我注意到，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迄今，像庆邦这样，独独对一种文体，对自己眷顾的题材，其文本表现出或苍凉沉重，或抒情缱绻，或激情残酷，或平静舒缓，他都沉浸、沉醉其中，近乎忘我的写作姿态，近乎某种宿命的写作，颇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独自彷徨”的状态，这确属鲜见。他深深地了解和体悟到艺术传达对于小说形式的内在要求，但庆邦写作的初衷始终影响着他对生活和存在的审美判断。“我觉得，写作光用心还不够，还得有良心，也就是凭良心。你可以说凭才华，凭勇气，凭想象，等等，这些对一个作家来说都需要，或者说都不可缺少，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要凭良心。”④刘庆邦对良心的理解，既是指人的内心对人间是非所作出的认识和判断，是一种极其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这不仅具有道德方面的含义，更具有良知良能的人性方面的内容。在这里，短篇小说似乎已成为他思考生活和存在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就是他生命存在的方式。许多人在谈论到长篇小说写作时，都喜欢强调作家需要巨大的写作耐心和耐力，其实我觉得，像刘庆邦这样迷恋短篇小说的作家，是更需要写作的耐心的。看得出，他努力抗拒着无数的非文学的物质诱惑，虔诚地信奉小说的力量和魅力，凭自己的良心在发掘一个时代的良心，在书写善和恶的审美空间，在思考和叙述中不断地解决自己创作中的悖论，不断地找寻我们时代灵魂和精神的出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庆邦，他实质上又是一位满怀理想主义的小说家。
展览现场 那么，面对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创作，我们就不能不进一步地思考：他在短篇小说的思想、结构、语言、人物，包括叙事美学方面所呈现出怎样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刘庆邦如何在短篇小说的空间里，克服自己的局限性，“苦心经营”并且做精神“腾挪”？如何发掘短篇小说形式内在的能量，拓展这一文体的想象视野？他的经验如何通过他的才华、激情和虚构进入小说？他的结实而略显寂寞的写作，给这个时代的文学叙述所带来的新的元素和活力是什么？像刘庆邦这样主要写作短篇小说的作家，究竟什么是支撑他持续性写作的动力？他每次在给自己的短篇小说规划结构、爬梳细节的时候，他内心是否总是有一个最能够接近事物和存在本身的“心灵的仪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