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具有十分强烈的个性特征，但同时它又是对个性的遗忘。创造总是以牺牲为前提。创造总是自我克服，超越自己的个性存在的封闭界限。创造者常常忘记拯救，他所想的是超人的价值。创造完全不是自私的。出于自私的心理无法创造任何东西，不能专注灵感，不能想象出最好的世界。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童性 在孩子的眼中，“人”的地位和宇宙间的其他事物并无分别。支配它们的，乃是同一种她竭力理解、但无法理解的力量。人间事还不能成为她注意的焦点。相反，那种琐碎日常的面目让她厌烦，远不如大自然里的风雨草虫更神奇有趣。能够进入她的视野的，只有那些最不同寻常、匪夷所思的人和事，而它们也只是她的“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其实小孩也是如此。因为小孩和天地自然是同质的——她的世界是一个万物相连、浑然不分彼此的世界，一个没有感情、利害、善恶，只有好奇、精灵和梦想的世界，一个生命郁勃、永不终结的游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命本身得到了放任、肯定和解放。如果让她来叙述它的话，她一定急着把眼里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而她所取的“重要原则”和成年人全然不同——那些在后者看来至关重要的事情，被她视而不见；后者感到无关紧要的细节，在她那里却是顶顶要紧的，关乎她整个世界的意义。她的表情专注、痴迷而懵懂，讲述的语调时缓时急，叙说的顺序东鳞西爪，你听得似懂非懂，却不能不从她描述的意象、气味和声音中，隐隐看到发生在社会—历史空间中的成年人的悲剧。但是，此悲剧却被平静地包裹在这孩子杂草丛生、万物相连的宇宙里，参与着它生生不息的循环。社会—历史悲剧不是这个宇宙的终点。 不错，我说的是林白早期的一些作品。以上印象，得自她那些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短篇小说《裸窗》（1989年，后更名为《北流往事》）、《晚安，舅舅》（1991年）、《大声哭泣》（1990年）、《日午》（1991年）、《船外》（1991年）和一本名叫《青苔》的朴素的书（写于1990至1992年，前面所列篇目中的一部分也被收进此书里）。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我”遥望她童年的故乡——那个名叫北流的广西边城，城里的沙街，街上那些角色边缘、命运坎坷、行状怪诞、死因不明的男女。它们是林白写作之初最迫切的谜团和最煎熬的痛苦，她自我底色的一部分，一直呼唤着她的超度。但她直到成年也无力做到——既无能解谜，也无法遗忘，她只有“记下”。徘徊在懵懂孩童和成熟女子之间的叙述视角，赋予她的追记遥望以“宇宙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双重维度。后者隐蔽在前者之下。孩子般非理性、非社会化的感知和逻辑方式，使钙化的历史罪孽变得混沌磅礴，充满令人不安的印象主义色彩。 因此，从写作伊始，林白的世界即向外开敞，散发着难以归化的童性气息。它是万物杂处、阳光照耀、雨量滂沛、风雷交作的旷野，而非纯一、幽闭、神秘、自恋的房间。这旷野亦有其神秘之处，但它拒绝被传奇式地讲述，只期待被本真地呈现。 非正统的诗性想象力 在这片旷野中，闪烁着某种空气和水一样难以捕捉的东西，恰恰是它，赋予林白的作品以一种召唤性的结构，一种开启灵性的能量。这种东西是什么？它该如何被认知和描述？思虑再三，我暂且将它命名为“非正统的诗性想象力”。概念的麻烦出现了。既有“非正统”，那么何谓“正统”？我不准备掉进概念的陷阱，只愿诉诸当代人某种心领神会的经验——即那种建构和巩固国家、阶级、族群、性别、家庭、身份等一切现存功利秩序的组织制度、社会习俗、精神文化及其价值观。“正统”不是一种固态的存在，而是一个随时代社会的变迁而自我调整以求稳定的大秩序。由此观之，则“非正统”即是与这种功利、稳定的价值系统意趣疏离的精神存在，它的气质是阴性的，态度是弹性的，它与正统秩序的精神统治保持距离，但也未叛逆到“反正统”的程度。而“反正统”的价值指向是明晰的，其对正统秩序的叛逆是公开和彻底的，其气质是阳性的，态度是刚性的。“正统”、“非正统”与“反正统”的价值观进入文学领域最重要的表现，便是作用于想象力——因为作家在作品中构造的世界，即是他／她对此在世界之态度和愿望的显形。 文学艺术作品并非天然秉有“反正统”和“非正统”的性格，它依文学艺术家的天性、经历、处境、审美趣味、道德信仰等状况而定。那种或多或少意在辅助功利秩序、“有益世道人心”的文艺，才是从古至今、从东到西的主流，且永远受到正统社会的大力提倡。反正统和非正统的诗学则是个体生命与正统社会和正统文艺相对峙或相游离的产物，它是反对功利秩序对个体生命之压抑的诗学，拒绝“死之说教”（尼采语）的诗学，张扬个体生命之完整和自由的诗学。 反正统的诗学想象力在当代中国作家那里往往呈现为狂欢、反讽和思辨的类型，如王小波、莫言、过士行等作家作品所显示的。而非正统的诗学想象力在有的作家那里，则体现为远离正统秩序的酒神式的狂欢、抒情与诗性的编织，林白的想象力类型即属此种。 强力意志与自我保存 反正统和非正统诗学的发生，与其说是出于特定作家的政治和道德本能，不如说是出自其艺术的“强力意志”——这是艺术作为社会压抑力量之反叛者的形而上起源，当然，这起源终会将作家引向某种政治和道德的选择。正如尼采和海德格尔曾经道破的：“强力意志”的本质是创造，是“有意识地遭受存在之进攻”，是故意对抗大于己身之物以求生命能量的提升和转变，是反对生命的自我保存和固守——因为简单固守便意味着衰竭。所以，创造的本质必然包含着对一切压抑生命的朽败能量的摧毁和否定，包含着在正统秩序看来某种行为和意识的不端与挑衅，包含着强劲的“不之性质”（海德格尔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