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5日，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结果揭晓，和很多人期待和预料的相吻合，贾平凹的《秦腔》榜上有名。授奖辞评价：（《秦腔》）“以精微的叙事，绵密的细节，成功地仿写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迷茫，作了充满赤子情怀的记述和解读。”这个高度凝练的概括，指出了这部小说在叙事上的仿真性、主题的含混性以及创作主体情感的丰沛性。但是，由于这一评价高度概括性，对于《秦腔》的真正意义语焉不详，其说法本身甚至还不无矛盾。如作家的“赤子情怀”与仿写“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就多少是一个悖论的命题，如果不做充分的论证，就无法让人相信这两种判断的合理性及其内在理路的一致性。 尽管对缺乏耐心的读者来说，《秦腔》有些拖沓、沉闷，但它的冲击力、它对于当代文学史的意义，已经被许多人敏感地意会到，甚至在它问世之初，已经有评论家在谈论“观察和理解乡土的方式的终结”[1]与“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了[2]。通过一部作品的出现，就判定一个源远流长的叙事类型、一种观察认知方式已经终结，显然有些武断和生硬。但是，对于像《秦腔》这样具有原创性的作品，通过细致、合理的分析与阐释，发现它所生产出的新的美学因素，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把《秦腔》放置到乡土叙事的宏观背景中，通过讨论它在认知方式上的创新以及与这种新的认知方式相匹配的美学呈现方式创新，来观察、预测它的文学史意义。不仅如此，《秦腔》的出现和对它的深入阐释还具有理论价值。2004年以来，批评界的一大热点就是“底层写作”问题，而对它的讨论却陷入立场与技术、道德与美学的悖论中。对《秦腔》的深入研讨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作家主体（认知与情感）与世界（乡土、故乡）和美学呈现（叙述与想象）的关系问题，而它提供的某些突破性的经验可以使“底层写作”讨论中涉及的一些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得到解答。 一、认知：中止判断 鲁迅先生在为20世纪初的“乡土文学”命名时，曾经说过：“乡土文学”实际上是侨寓在城市里的作家反观乡土的一种结果[3]。“侨寓”的说法明确地指明了“乡土小说”作家的身份特征、认知视角和情感指向。无论作家的出身有多大的悬殊（大富或者贫寒），无论在城市的经历是成功还是失败，“五四”时期“乡土小说”作家大都有过乡村和城市的双重经验。它们出生在乡村、成长在乡村，乡土经验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经历与事件。但是，如果没有“城里人”的身份，没有作为城里人的经验，再丰富的乡土经历、再重大的乡村生活事件都只能是经历和事件，只会沉睡在个人记忆的深处，与身体的衰朽一同灰飞烟灭，而不能成为经验，不能作为文学事件来讲述和书写。就是说，基于城市经验生发的“乡村应该如何”的现代想象“发现”了乡土，使乡土问题化，“乡土文学”因此而发生。“乡土文学”是现代作家两种身份“对视”的结果，是现代理念与现代性构想与乡土这一巨大的传统存在物相遇、碰撞而产生的后果。 现代作家两种身份的“对视”发现了乡土，创造了“乡土文学”，但由于认知视角、认知理念和情感态度的不同，作家所发现的乡土和所创造的乡土文学的形态与面目是不同的。鲁迅以及他所命名的乡土文学的大部分作家，被强调的是城市寓居者的身份，在他们笔下，乡村及其伴生物被问题化，“国民性”批判成为基本的价值取向。而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其认知角度显然不是现代的启蒙理性，而是反思现代启蒙理性的审美现代性的视角，在他的笔下，被问题化的是城市，乡村被诗意化和审美化了。正像在哈贝马斯的视野中，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构成现代性的两副面孔、互相映照一样，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对乡土的两种取向不同的“发现”，是在各自的取位上观察到的或者在不同的基点上想象与构造出的乡村的不同面相，并不构成对现代性的背离，而是对现代性的共同丰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过程改变了“乡土文学”的基本特征，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终结了“乡土文学”。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农民作为革命主体和可靠同盟军的历史地位从客观上改变了对乡村进行想象的可能性及限度。知识分子由同路人到被改造对象，以及在文化象征格局中被矮化和丑化，贴近农民去写或者像农民一样写农民的规范化要求从主观上改变了作家对乡村的想象方式。“乡土文学”得以成立的某些前提被修改了：作家作为启蒙者的身份已经不复存在，由城市审视乡村或者由乡村审视城市的认知视角均被乡村或城市内部的阶级视角所取代，颓败的乡村或者诗意化的乡村这两种乡土文学的想象模型均不具有可靠性，启蒙的或审美的现代性建构逐渐地被意识形态构想所置换，作为小说类型和审美范畴的“乡土小说”已不复存在，“农村题材小说”作为替代性的概念表明的只是题材上的分级秩序，“乡土小说”所内含的思想与文化、叙事与文体方面的独特质地已荡然无存。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现代化进程，使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城乡二元格局得以凸现，乡土作为现代性想象不可或缺的认知与审美对象再次出场，而一批农裔作家居留城市后在身份上的分裂感也使他们以“城市人”和“乡下人”的交叉、对视的目光进行乡土文学叙事成为可能。由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面临着更复杂的格局，由于作家在全球化语境中遭遇不同文化思潮的冲击，“乡土”作为认知与审美对象，其面目是纷然杂陈的。换句话说，作家在面对“乡土”时，其身份、心态是复杂多样的，泾渭分明的“城市人”或“乡下人”的区别会使问题简单化。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乡土文学”比“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有更复杂的局面，我们甚至在同一位作家那里看到以启蒙理性进行国民性批判与以诗化的乡村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反思的双重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