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五四启蒙运动与新文学发生的关系，一向都是从正面的意义加以肯定的。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对五四启蒙思潮的反思逐渐展开，却很少顾及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关联性。本文所说“暧昧的启蒙”和“暧昧的自我”，则是以《狂人日记》和《沉沦》两部标志性的作品为例证，借鉴了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起源》①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建立所进行的卓越分析，借用其中的某些方法对今人已经耳熟能详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郁达夫的《沉沦》作一些新的解读——在《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中，“风景之发现”、“内面之发现”、“所谓自白制度”、“所谓病之意义”、“儿童的发现”等占据了其中的主要篇章。凡此种种，似乎都可以移用到《狂人日记》和《沉沦》的解读中，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本文力图阐明的是，五四新文学发生期所表现出来的启蒙精神的多重性与暧昧性，以及文学作品中自我形象的多重性与暧昧性。这种多重性与暧昧性，不是简单的正负价值的判断，而是对有关问题的深度理解。 一、风景发现中的东方与西方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我”和《沉沦》中的“他”，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出现最早的两个具有强烈个性的人物形象。在通常的理解中，他们都被赋予特定的历史的和民族的意义，前者倾诉的是对数千年之吃人民族与吃人自我的冷峻思考与“救救孩子”的热切呼唤，并且由此追问狂人最后的“回归”之蕴含何在。后者则是以弱国子民的心态，迫不及待地以最后的生命发出“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的呼吁；也有论者将论辩的焦点集中在“他”的道德与非道德层面，如苏雪林那样。这些评价，对揭示作品的价值都有重要作用，但是，就人物形象而言，我们能不能从中解读出其它的意味呢？ 也许是无巧不成书。《狂人日记》和《沉沦》都是以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为开端的。而且，它带有柄谷行人所言，由于内面的发现而导致风景的发现之机制。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鲁迅的小说，惜墨如金，对景物描写更是吝于笔墨，如他自己所言，宁可把小说压缩成速写，不可把速写拉成小说，在写作中则经常用白描法塑造人物，背景则是由省略造成的一片空白。这里连续两句对月亮的描写，可以说已经很铺排了。翻检旧章，从关于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到《春江花月夜》中对春江月色的吟咏，李白和苏轼诗中的绰约婵娟，月亮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基本意象之一。但是，在现代作家笔下，古典诗意让位于现代自我，曾经温情脉脉地辉映了人间数千年的月亮，成为一种现代时间观念的标志，这在鲁迅和张爱玲那里似乎都是存在的，甚至他们的习惯性时间都是三十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媳妇熬成婆，三十年忽觉今是昨非。这样的月亮的非本土性，在和《奔月》中对月亮的充满东方韵致的描写，“在天际渐渐突出银白的清辉”，“马也不待鞭策，自然飞奔。圆的雪白的月亮照着前途，凉风吹脸，真是比大猎回来时还有趣”，显然迥别。当然，在狂人这里，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时间或者是错觉记忆，就像他在下文中所表现出的是某种“不可靠的叙述者”②一样。这里的发现，首先是狂人自己的思想历程的一种标志——不是狂人通过月亮而获得了某种顿悟，而是他内心世界的猛醒，沉浸于内心世界良久，无暇顾及外界的事物，直到这一时刻的到来，省悟到此前的岁月“全是发昏”，并且需要某种物质性的对应物作为其标志。对比后文所言，“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这里的“很好的月光”，正是来自思想豁然开朗，精神分外爽快的折射之光吧。 《沉沦》中的“他”，第一次的出场，就是在秋日的田野上漫游，这和中国文人的田园情怀并无二致。“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他”也确切无误地联想到了桃花源——如同鲁迅笔下的月亮一样，桃花源也是中国文人心中永远的向往。但是，紧接下来，作品却这样写道： 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 “南欧的海岸”，“情人膝上”，长翅膀挂弓箭的小爱神，这些带有明确的欧洲文化的用语，不但给“他”眼中的风景以明确的规定性，体现了作品的现代性，与此同时，“他”正是在自我与他人的隔绝和对立中，开始这样的漫游的：“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因此，发现这样的田园秋色，正是要寻找一处人生的避难所，心灵的栖息地，并且因此开始了“成长的烦恼”引发的一连串厄运。 这就是柄谷行人所说的“内面之发现”和与之伴随的“风景之发现”。“关于日本现代文学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将其作为‘现代的自我’之深化过程来讨论的方法则是最常见的。然而，这种把‘现代的自我’视为就好像存在于大脑之中似的看法是滑稽的。‘现代的自我’只有通过某种物质性或可以称为‘制度’性的东西其存在才是可能的。就是说，与制度相对抗的‘内面’之制度性乃是问题的所在”③。就此，柄谷行人提出了明治时代日本的基督教的告白制度在知识分子中的被接受被采用，以及言文一致的追求。如同柄谷行人所言，无论是日本的现代小说，还是欧洲的近现代小说，起源都是自白体。那么，对于鲁迅和郁达夫来说，他们是如何进入自己的“内面”的呢？《狂人日记》和《沉沦》，都是采取了自白或者半自白的方式。两者的形式都是取法于世界文学，而不是本土的章回体第三人称叙述。郁达夫自陈阅读了一千多本西洋小说，而鲁迅写作《狂人日记》也同样是通过阅读俄罗斯和东欧等国小说而获得了一种写作经验。从样式上讲，《狂人日记》对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的借用，从别国窃得火来，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日记体小说，并且在其后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腐蚀》等作品中得到了更深入更为个性化的发展。《沉沦》中作品叙述人对“他”的客观描述，与“他”的内心独白、自言自语以及内心回忆交错而行；同时，与“他”的行迹和心迹相伴随的，是一系列的中外经典文本的穿插与递降，如李欧梵指出的那样：在“风景之发现”中，他从华兹华斯的“天真”和“自然”转向海涅和德国浪漫诗传统中的“遗世”和“悲怀”；再次在田野散步时，又拿出一本G.Gissing（吉辛）的小说来，而此次文本引用带出来的却是一个偷窥日本女侍洗澡的场面；主人公到山上租屋，撞到一对野合的男女，但主角手里拿着的是一本黄仲则的诗集；然后是在海边酒店一夜销魂后（吟唱的也是黄仲则的诗），主人公最后走向大海长叹而死。忧郁、性欲和民族主义因而连成一气，成了故事最终的主题。④在现实、心灵与文本之间，郁达夫找到了心灵剖白的文体，并且形成了他此后一系列自叙传式小说的写作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