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1767年，欧洲就出现了《好逑传》的荷兰语译本。至1829年，《玉娇梨》通过法文版转译成荷兰语，在荷兰一个名叫莱顿的小镇出版。①这座小镇在1575年（中国明朝万历三年）就建立了自己的大学——莱顿大学，它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在欧洲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及地位。近两个世纪以来，莱顿大学一直是整个欧洲最为重要的汉学研究中心之一。 本文的研究对象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时任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和翻译工作，不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氛围如何变化，始终不改自己的“诗歌情结”。他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两部学术著作当中：1996年出版的《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与多多》（Language Shattered: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以下简称《粉碎的语言》）②，以及2008年出版的《精神、混乱和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Mayhem and Money，以下简称《中国诗歌》）③。两部著作相隔12年，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脉络，尤其是地下诗歌和先锋诗歌的坎坷命运和兴衰荣辱。在时间跨度上，两书反映出一种承前启后的历史连续性，但在材料、方法和体例上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了柯雷近十二年来对中国诗歌的持续观察、体会和思考。在此期间，他比以往更加积极、主动地走进中国人的诗歌世界，亲历各种各样的诗歌事件：诗歌朗诵会、图书出版、高校演讲……他本身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一部分。 对于柯雷来说，任何学术研究都建立在扎实坚固的材料基础之上。出于这种考虑，他很早就开始收集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所有与中国新诗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物、手稿、采访、影像、音频记录和信函，等等。④这些资料构成过去几十年中国先锋诗歌的文本语境，正是凭借着丰富而翔实的材料，他为我们再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转变。在他看来，这些转变最终促使中国当代文学进入后来的繁盛期。 在体例上，《粉碎的语言》最大的特色是由两大部分构成。在第一部分，柯雷首先细致地考察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然后简要地回顾50、60年代正统文学的发展，60、70年代“地下诗歌”运动，而1979年之后的先锋诗歌和非官方诗歌活动以及出版情况是他关注的重点。柯雷认为，“地下诗歌”的兴起和繁荣，与《今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在《今天》的旗帜下汇聚了众多杰出的“朦胧”诗人。多多从70年代初开始写诗，与“今天”诗人群来往甚密。但柯雷认为，多多与“今天”诗人群不存在隶属关系，因为他实际上是当时很多文学活动或事件的后来者，是这群特立独行的诗人当中的特立独行者。柯雷认为，“今天”诗群和多多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劫后重生”的必然结果，代表了中国诗歌自身的一种复兴，是对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正统文学的反拨。 遗憾的是，柯雷对《今天》的关注在其新著《中国诗歌》中没有得到延续。在他看来，90年代以后，以“今天”诗人为代表的“团体”或“主义”已经分崩离析，中国先锋诗歌运动转变为更加个人化的创作实践。⑤事实上，《今天》在海外复刊，辗转多处，在1990年之后开始以纯文学刊物面目出现，试图“从某种封闭的流亡心态中解脱出来，对国际上文学的重大变化作出回应，并关注港台等地区华语文学的发展。”⑥与此同时，《今天》不再刊载任何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动机和政治意图的作品，把目标确定为树立广义的汉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内容的日趋多元化开始逐渐稀释它曾经鲜明的立场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整个90年代，它依然吸引着当时最优秀的汉语诗人和作家，即使是在今天它也是海外最重要的汉语文学刊物之一。无论是在象征意义上的坚守还是就其本身的水准而言，《今天》完全堪称中国先锋诗人最为重要的讨论场所和活动空间之一。柯雷对新“今天”的意义显然不够重视，甚至忽略不计，这无疑是一种损失和失策。 柯雷用了整本书近一半的篇幅来研究多多早期的诗歌及其“流亡”诗歌。这种关注度，或许是因为多多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进入西方媒体的视野，随后他的诗歌作品被大量翻译成欧洲文字，而且多多本人又在莱顿临时安家立业。虽然时刻不忘历史语境，但柯雷最关心的还是多多的文本。他基本上采用一种“新批评”，即“细读”法来分析多多的作品。他对多多两个创作时期的代表作进行透彻地解读，即1972-1982年的前期创作和1983-1994年的后期创作，并修改了诸多英语误译。柯雷对多多的个案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第一部分关于当代诗歌文本和语境的诸多论述。 柯雷在《粉碎的语言》中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试图消解“政治化”阅读的效力，抵制无处不在的政治关注，以审美标准来制衡政治标准。柯雷的“去政治化”阅读至少在两个维度上展开，首先避免把中国先锋诗歌简单地理解成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动；其次，坚决反对西方汉学家和普通读者的政治立场和评判标准。在西方，中国地下诗歌和先锋诗歌的创作通常被认为是出于自由主义的动机。柯雷认为，上述两种社会—政治批评法一旦成为顽固的成规，就会导致对文本本身价值置若罔闻。 诚然，中国当代文学无疑已经遭到各种读者的“绑架”。首先，中国读者无法不去理会那段被柯雷轻描淡写的历史，因为它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其次，一些文学作品或诗歌被译介到西方后，又被视为中国诗人抛给西方读者的政治“绣球”。在西方读者（尤其是学者）看来，这些诗作最重要的特质是其“政治性”和“中国性”⑦，忽略了这两方面就无法阅读和理解中国诗歌。这种观念在西方读者心目中根深蒂固，中国先锋诗歌所具的“普遍性”和“世界性”因素反而因此遭到刻意的忽视和遗忘。反对这种忽视和遗忘，正是柯雷整个研究的出发点。诗歌本身是社会语境中多种因素的混合产物。因此，柯雷对多多诗歌所作的“去政治化”或“去中国化”努力，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既生动有趣又复杂微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