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文本，或曰关于诗歌的话语，无所不包，如连一个诗人名字也说不出的事实。很多人问：“今天还有人写诗吗？”而2006年“人民网”（《人民日报》网络版）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诗人”一词是“十年间从人们嘴边消失的49个旧词”之一。再如，其他一些人对先锋诗歌所做的谱系式学术考察，以及从创作理论到关于“诗人身份”(poethood)①带有个人偏见的论战。所有这些统统属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元文本。② 外人的想法 按照一种传统的中国诗学来看，从“崇高”(Elevated)到“世俗”(Earthly)，以及从“什么”(what)到“怎么”(how)的文本趋势使得阅读当代诗歌的读者越来越少，而传统的诗学观念在今天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诗歌应该是严肃、高雅的艺术的精华，并且卓然独立、文以载道，而且，诗歌还可以使读者深刻地了解诗人的高风亮节和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在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观念中，他们个人的立场。 这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如果不是完全的一无所知的话，为何公众会在总体上带着偏见去看待，甚至不理会先锋诗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诗歌指的就是古典诗歌。对于现代诗歌，他们只知道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以及40年代以来的一些诗歌作品，可能还对70年代和80年代的北岛、舒婷、顾城和海子的作品有所了解，除此之外，没几个人知道现代诗歌为何物。如果有人对当代诗歌有所了解，即便没有阅读过什么作品，他们也常常会想当然地认为现在的诗人无论写什么，都不可能与新文化运动中的诗人相提并论，与前现代那些伟大的诗人更是相去甚远。这些诗人本身与前现代前辈们的关系是暧昧的。没有哪一位当代诗人会去质疑古典诗歌中所蕴含的美。同时，诗人所体验到的古典传统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同时也是一个使他们感到沮丧的潜在根源，这种感受又因为公众前述的成见和忽视甚至无知而变得更加强烈。 2003年6月，北京一家新开张的大型书店，专营高雅文化书籍之外的所有读物。它举办了一场名为“睁开眼睛：非典之后的中国诗歌”的诗歌朗诵会，尽管准备工作仓促，也没做大的宣传，但来宾和观众却济济一堂，与会诗人当中大多属于先锋诗派，这又是何故呢？③无疑，部分观众会失望地发现本场诗歌朗诵会包括了怪癖的文本，它们并没有触及令公众忧心忡忡的主题，如非典的暴发以及首都基础设施大整修。 即便先锋诗人做梦也别想拥有古典诗歌今天继续满足的读者数量，但先锋诗歌写作本身是一个人数不多但稳定持久的行当，一个有着良好文化品位的小众领域，不少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良好社会关系的实践者与支持者汇聚于此。支持者包括编辑和专家以及业余读者，这意味着既有职业批评家和学者，又有铁杆“粉丝”：大学生以及一代代研究生，而且，通常是那些生活方式跟得上高品位文化发展的人。同样，在中国，文化商业化所产生的效应之一是：留名或匿名的公司和个体兴起了对诗人、诗歌出版以及诗歌活动的赞助风，实际上也为学术机构从事诗歌研究提供资助：如北京房地产巨商——中坤集团的黄怒波，也就是诗人骆英，他是有着公司背景的诗歌赞助商之一。④ 因此，尽管诗歌人群的比例只占大城市人口的一位数，但是在绝对数上其规模仍然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他们享有象征资本意义上的影响力。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以来，即便是专业读者也会绝望地把自己看到的情形视做一种诗歌危机，常常被表述成诗歌边缘化的结果。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97年，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在武夷山举办的一次大型中国现代诗歌国际会议上，忧忧忡忡地说“有些诗歌正在离我们远去”。他的说法格外能说明问题，因为在1980年，他曾经勇气十足地卷入到围绕朦胧诗所引发的论争当中，挺身捍卫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先锋诗歌。⑤在武夷山会议的讨论中，谢冕的同事洪子诚则认为“我们”或许恰恰“在远离某些诗歌”。两位著名学者之间的交流，反映了原始文本(primary texts)和评论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转变。在过去，学术研究和批评不容纳什么模棱两可，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那时开始出现真真正正的而非盖棺定论式的讨论，但相形之下，现在的学术研究和批评已经堪称变幻莫测。 诗歌危机论表明，关于诗歌本质日益激烈的论争是如何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一度不言自明的学术批评合法化力量和道德评判力。批评家们凭借什么样的权威宣称当代诗歌中存在着危机和诸多“问题”，已经不再显而易见，就像谢冕在上述引文中采用非特指第一人称复数形式那样。⑥诗歌危机论带有道德说教和民族主义意味，与其声言加以评论的文本不相符。动用规范性概念的做法如出一辙，比如诗歌的“走向”问题，意思是说话人所赞成的诗歌发展方向，常常夹杂着种种“应该”和“应当”，以及“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批评立场，这意味着陈旧落伍的评判性视角遮蔽了很多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是，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普遍存在于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现代诗歌当中，而非仅仅发生在中国。如果诗歌不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而是受到强烈质疑的概念的话，我们就大可不必不加思索地称之为危机。或者反过来说，时刻展现危机也许正是现代诗歌天生的作为。正如德莱克·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和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之类的学者所言：现代诗歌倾向于挑战——在世界和我们自身当中存在着秩序和连贯性的假设，并且，它颠覆文化而不是保存古典文本中常见的古老的、经典化的价值观。在中国，悠久的古典传统及其在民族文化认同中的重要地位，与奚密(Michelle Yeh)所概括的现代诗歌的国际性、混杂性、离经叛道和实验性本质之间产生了一种特别严重的歧异。如果这种歧异让很多读者感到惴惴不安的话，是因为当代诗歌及其在社会中的立场，大体上与继续被古典诗歌范式所塑造的种种期待是相对立的。当代诗歌的“无销路”(unmarketability)被毫无根据地拿来与其他生活领域里的商业化潮流加以比较，无端地成了遭人痛惜和嘲笑的理由，明显存在着类似的“拉郎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