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关注“底层”的写作使文学再次成为人们感知社会的敏锐触角：他们真切地反映了“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情感世界与理想追求，以形象、鲜活的文字记载了国企改革、三农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严峻的社会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困惑和痛楚，记载了转型期底层民众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历程。多元的传媒手段和多维的欣赏角度使文学的价值和功用进一步提升，文学以它惯有的社会参与意识直接切入到当下的现实问题。相对于八九十年代的作品，这个时期的作家更有意识地侧重人物与事件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绝大多数作品都能清楚地看到时代的投影，几乎现今经济政治生活的任何波动和变化都反映在作家笔下。不仅是陈应松、曹征路、刘庆邦等专注于写底层的作家，还有如贾平凹、迟子建、韩少功等几乎所有一线的作家都不乏写“底层”的作品。作家写作态度的深刻、写作对象的丰富和写作题材的广泛使目前的底层写作既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又能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对底层的问题进行发掘与阐释；既坚持精英阶层的姿态又善于从平民视角中挖掘有价值的东西，贴近现实去进行书写创新，有效地缩短了作家与大众的距离。 真实性是底层写作的第一法宝，关注现实的广度、反映矛盾的深度是它最显著的优势：作品虽以底层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却涉及到了政治、历史、伦理等诸多领域。时效性是底层写作深入人心的又一法宝，大量作品都“多快好省”地表现了当下社会转型带给人的心灵的震撼和多元观念的碰撞。但是，底层写作本身也经历了浮沉，经历了质疑与调整。 我们不得不说，底层写作的贡献在于呈现，以一颗博大的带有人文情感的心灵去表达对底层的关注。而对于更深层次的内涵，作家们却无力或者说无心去表述。比如刘醒龙、谈歌等人有着对历史探究的意愿，但却常将这种宏观的思想表现在异常微妙、复杂的地方，而非直抒胸臆——他们似乎是丢失了他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那种宏阔的气势和开放的视野。 目前的作品大都在对底层的困窘加以反复渲染，作家关注底层人漂泊流离的生活、劳资双方的冲突、竞争机制的残酷和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并且对底层中各色人等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很真实甚至夸张地描述。但仅止于此，除了将底层塑造成值得关怀和同情的弱势群体之外就别无他法。作品往往将虚妄和无奈像梦魇一般久久压在读者心头，作者都在潮涌般地呈现底层的艰难，却没有承担起对底层精神上苦难的更进一步的挖掘。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写了几代村长近乎疯狂的追寻理想。虽然作家的意图在于昭示现代文明的罪恶，但从作品中我们却看不到亮色，难道这就是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底层写作的作家往往有着独特的立场、情绪和话语模式，他们常以“事实”为出发点，为“底层”设计了一条尝试——刺激——破灭的道路，但是破灭以后的出路是什么样子的，作家却无力阐明。这条路真的就只剩下了死亡（《那儿》、《霓虹》、《母亲》）、或是更深的堕落（《马嘶岭血案》、《两亩地》）吗？ 而今天的“底层”已经有了先前不曾有的机遇，假若再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完全可以摆脱底层的圈囿。可是目前的作品似乎只看到改革的成果没有被所有人共享，物质的增长带来的并非是福音的问题，而对转型过程中优秀的一面还缺少辩证的反映能力。米兰·昆德拉说“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①底层写作本来是以使底层生活得更好为目的的文学书写，所以作家就更要以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和人本意识对现实人生进行深沉的审视，在沉重中见力度，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的憧憬。底层的苦难书写仅是一个阶层，并不能代表全部，作为大环境存在的社会外力正在竭力消除种种不公，希望工程、减免农业税、农村合作医疗、建设农民工学校，这些都是向和谐社会的迈进之举，政策和社会保障正在极力缩小而并非扩大贫富的差距，这种现实中的积极层面，底层写作表现出来了吗？作家的创作意图和立场又在哪里？ 应该说，底层之所以是底层，除了家庭背景、生态制约、时代影响等外力因素外，他们自身也或多或少地负有责任，这就涉及到了“强己”——主体的努力的问题。就像当年鲁迅先生通过阿Q揭示的国民的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两难论断。萧红也说，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就是对着人类的愚昧，他们是在用难以复制也无法想象的曲折悲苦的人生经历唤醒悲剧的主人公与旁观者。可惜当今的作家缺乏这种由部分看到全部，由现实把握古今未来的深度，于是就无法对底层人在协调生存空间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层面上进行积极引导，无法全方位地写出底层人自己的努力向上之路。 相比较而言，社会的大环境正在做着科学地、积极地调整，但要生活得更好，还待底层人自身的努力。曹征路的《那儿》以左翼式的激情表述将当下中国景观加以戏剧化处理，可是《那儿》里的下岗工人群体似乎没有改变命运的希冀，他们只是无力地停留在回忆和抱怨中，他们没有积极创造历史的豪情，敢问“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勇气，就如《天下无贼》中的傻根儿，空怀着一颗信善的心，除了从外部对他们加以拯救之外就没有任何主观能动的选择了。《霓虹》重复了女人为了生计沦为暗娼的“月牙儿”式的故事模式，却因为其泛道德化的叙写淡化了主题的指向，倪红梅在下岗后卖过早点、当过保洁、端过盘子、做过按摩，但最后还是走上了出卖自己肉体这一条路，就像当年老舍说的，女人的职业是世袭的。可是毕竟社会语境不同了，当年的“我”坚信世界的没有起色，所以才想浪漫地挣饭吃，可今天的“我”呢？社会经历的几十年的努力，新旧两个时代的变迁，女人的生存境地真的还是这样的循环往复吗？作品中将所有外部因素的书写退化为背景，反而对倪红梅的塑造过于理想化了，多少人都在说她的善良、美丽、勤劳、坚强，这样的形象在当下的制度、伦理道德的包围里真的只有当妓女一条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