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文学门类中，散文恐怕是最具边缘性、最不受重视、最缺乏研究的文体。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散文没有自己成熟的理论，因循守旧和缺乏创新也使之乏善可陈。甚而至于有人全面否定散文的成就，曾一度提出“散文消亡”的论调。这些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其最突出之点就是概念化、机械化和片面化地理解散文，即总是以“变”的眼光来苛求散文，忽略了“常态”之于散文的重要性，更无视散文的本性。其实，散文固然需要不断的变化与创新，但如果没有“不变”作为基础，没有“常态”的内质作为风骨，任何的花样翻新之“变”都是靠不住的，甚至会成为一种猎奇、玄耀和喧嚣。散文与其他文体一样，在“变数”中都需要保持绵延不绝的“常态”，只是比较而言，散文的“不变”因子和特征更为明显，它的稳定性更应加以注意罢了。 一、“变”与“不变” “变”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坚定信念和向度，因为中国古人早就在《周易》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①进化论的文化观更是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非常强调“变”的重要性。可以说，进化之路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这从速度的神话中可以得到证明：由步行到以马代步是如此，从马车到汽车、飞机是如此，现在电脑信息时代突飞猛进更是如此。像地下隧道之挖掘，人类文化确实如《大学》所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但是，“不变”又是另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这在中国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五四”开始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就走入了这样的误区，即片面地理解“变”与“不变”的关系。对于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激进派来说，他们竟提出“不读中国书”、“打倒儒道”、“废除汉字”和“换种换血”的观点；对于保守派像辜鸿铭等人来说，他们甚至将专制和三寸金莲奉为国粹，由此可见，他们在“变”与“不变”关系中的迷失！后来的“破四旧，立四新”也基本沿袭了“激进派”的理路，到了新时期这一观念有增无减，于是“变”成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核心标准和价值判断，于是“先锋文学”、“新生代”、“新散文”等各种“求变”的样式应运而生！我们甚至不论作品的好坏优劣，只要是“新”的、“年轻”的，也就是进步和发展的，于是“新新”和“后后”的名目不绝如缕。我们失去了“常态”的杠杆，更失去了“变”与“常”的辩证关系坐标，于是，对文学、文化上的迷失、误读、错判也就在所难免！ 据载，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韦莲司女士虽是教授之女，但衣饰穿着以破旧不变著称，变之者视之为反常，而她却以每日不停的更换者为不正常，并说：“彼诚不自知其多变，而徒怪吾之不变耳。”对于胡适盛赞中国知识界之善于接受新思想，韦莲司则不以为然，并指出：不轻易接受新思想未必是短处，容易接受新思想也未必是长处。一人不轻言变革倒是信仰坚定之表示。对此，胡适深以为然，并由此赞叹韦氏有思想、有识力和有魅力。他说：“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项背。”③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化和文学惟“变”是从，并简单甚至不加思考地视“不变”为落后保守、愚蠢无知以及反动腐朽的代名词，实是一种误解和错误。就如同一块磁石，“变”的文化和文学招人耳目，而“不变”的文化和文学则受到冷落，以至于遭到嘲弄和唾弃。如果打一个不太恰切的比喻，“变”为行进之船，而“不变”则为载舟之水，我们往往更注意前者，却忽视、无视和抛弃了后者。 二、散文的“常态”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都是一个分水岭，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包括思想、观念、方法、语言等诸方面。换言之，这是一次结构性变革，以西方的价值观取代中国的价值观为其主旨，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全方位的文化和文学革命。从“变”的角度看，这无疑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美，但从中国经验、中国立场和中国语境看，它未必不是一种遗憾。因为如果将诗歌、小说、戏剧的“西方性”去除，它们还能保留多少“中国”特色？比较而言，散文可能是众多文体中最传统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 与其他文体的“日新月异”不同，中国现当代散文显得少变、陈旧、落后，除了鲁迅的《野草》、梁遇春的《春醪集》等外，更多的作品是以传统的面目出现的，选题、结构、情感、景致、哲思、趣味等都是如此！像周作人的书话散文与明清小品有非常内在的联系，俞平伯的《燕知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和孙犁的《芸斋琐谈》与中国传统文人血脉相通。到了新时期，我们仍能从汪曾祺、张中行、季羡林、琦君、张晓风、贾平凹、冯骥才、董桥、林清玄、张炜、铁凝、张抗抗、肖凤、迟子建、郑云云、苇岸、鲍尔吉·原野、彭程、马力、楚楚等人的散文中，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流风遗韵。更为重要的是，诗歌、小说等文体很少遵循传统，而是以令人目眩的“变招”或“变脸”推陈出新，然而散文创作则多以传统角色示人，“不变”的姿态常跃然纸上。如用白描手法写亲情、爱情、友情，这是中国古代也是现当代散文的一个固定模式，这在小说和戏剧中是不可想象的，但它们却都可成为感人肺腑的经典作品，成为“不变”之中的弥久常新！如林非的《离别》与朱自清的《背影》相比、阎纲的《我吻女儿的额头》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相比，在主题、手法上实没有多少创新，但却同样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又如朱自清的《给亡妇》、梁实秋的《槐园梦忆》与巴金的《怀念萧珊》在主题和手法上也颇为类同，但它们都是抒写夫妻真情的经典。最典型的是朱自清和俞平伯同游、同题的散文创作，于是有了二人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样的美文双璧！按一般人的理解，以同一题目写同一内容，且在艺术手法和审美趣味上也极为相似，这是文学创作之大忌，更难以成为经典名篇；然而，在散文领域却成为一个事实和一段文坛佳话。如果真要探讨原因，我认为文化和文学有其“常性”是不可忽略的，而散文又是其中最靠近“常态”的文体！这种散文的“常态”表现在有强烈内在的真情实感、有博大仁慈的天地情怀、有高尚纯粹的人生境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