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9)03-0158-07 在乡土文学研究经过了几番热闹乃至喧腾之后，学术界近年来比较多地关注都市文学的写作，在都市文学的关注中又特别重视上海。上海自近代以来确乎每每成为文学书写的热点都市，这其中有许多社会心理学的因素，也有作家的创作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其实不仅仅是上海，文学中的现代城市书写乃至于乡村书写，在对象的选择、显现的频度和意义的承载等方面，都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和作家创作心理因素，对这种种复杂因素的解析需要通过多个理念视角，都市文学所表现的期诣指数与识名现象可以作为一种探索性的视角加以应用。 一、都市言说的空间硬件 其实叙事文学中的乡村言说也是一样，不同的作家面对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叙事策略中对待都市空域会有着不同的言说。任何故事都需要在一定的时空坐标中展开，如果将这空域坐标选择在都市，那么就产生了我们讨论的都市文学的原初形态。不过这样的都市文学所展示的都市不过就是故事发生的场景，有时候甚至就是背景，对于这样的都市置景式的写作，学者自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阐论，但可供拓展的理论空间仍然很大。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由于鲁迅当年的特别关注与经典性论述，那些以乡村为写作空域的所谓“乡土文学”受到了热烈的追捧，但都市写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学术阐论。许多都市文学研究成果已经体现出这样一种学术敏感和学术自觉。吴福辉、李今等人关于海派都市文学的有关研究就是典型的例证，正像作家在言说都市的时候其思想状态和情感状态总比其言说乡村的时候显得更加复杂而深邃，研究者在思考都市写作的时候其学术敏感与学术自觉也总比有些所谓乡土文学（甚至两岸乡土文学的比较）的研究显得更加鲜明而深刻。 对于文学写作者来说，上海作为都市在现代中国显然有着其他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吸引力。现当代中国文学名著，直接以上海作标题或书名的就不在少数：《上海屋檐下》、《上海的早晨》、《上海往事》乃至《上海宝贝》、《上海孤儿》等，随便列举就远远超过包括北京在内的其他都市，更不用说《上海滩》、《夜上海》之类的影视作品。如此密集的上海都市写作充分显示了上海在中国现当代文人心目中突出的地位。概而言之，上海毕竟是中国现代化最先、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地域空间、社会空间和人文空间，这里汇聚着旧中国各式各样的风习与色彩，展示着新时代五花八门的景观与气味。市井在这里显得深邃莫测，洋场在这里显得活灵活现，嗲气十足的吴侬软语与肉麻兮兮的洋泾浜混成一片，留声机的音响和乡里乡气的叫卖声嘈杂不堪，构成了这个空域充满肉色和体味的现代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几乎所有人物都可能现身，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可能发生：优雅的、俚俗的，奇倔的、平淡的，浪漫的、严峻的，红色的、黑色的，革命的、保守的，喜剧的、悲剧的，上层的、下层的，古典的、时髦的，真实的、想象的，或者是他们之间的交叉品。这就孕育了各种文学的培养基，形成了各种文学构思和写作的丰富基壤。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家，以及现实主义作家茅盾等，在描写上海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采用铺排的笔法和富于动感的罗列，正是对上海作为都市其市井景象的不可比拟的丰富性的一种反映。是的，上海所体现的市井景象是那么全面、生动，以至于包括北京在内的其他任何中国都市在文学写作和文化描述中只能有条件地展现其地方色彩和地域特性，类似于北京的大碗茶、京韵大鼓和前门楼子，还有深秋季节特别噪乱的老鸹：这些北京风物在老舍的《想北平》和郁达夫的《故都的秋》等散文中会体现得特别有韵味，不过那也不过是北京地域风味。其他属于都市风韵的一切都似乎与上海结缘，而且似乎只与上海结下深厚的尘缘，于是上海成了中国现代都市的代表，上海其实就是现代的都市中国。 那时候没有“最适宜居住”或者简称为“最宜居”的概念，如果有，文人们将毫不迟疑地圈选上海。不仅沉溺于都市文明的新感觉派文人在批判上海的同时坚守着上海，便是将都市打扮成魔鬼的沈从文也选择了上海。不必说鲁迅将他最终定居的地点选择在上海，原与北京难解难分的陆小曼坚决拒绝了夫君徐志摩的规劝甚至恳求，义无反顾地定居上海。陈西滢赞美过南京，那并不是将南京当作都市赞美的，而是欣赏南京的“城野不分”。如果有兴趣作一个统计，则完全可以认定，从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文学家选择上海作为自己的居住地和写作基地的人数绝对是大多数。他们居住在上海，书写的现场离不开上海，笔下的故事很自然地发生在他们熟悉而且也确信许多读者都熟悉的上海，即使不是描写上海的故事，也将上海当做作品精神的归宿地，在笔墨中或隐或现。 上海在30年代就有“东方巴黎”之称。在文学描写中，上海也确实可以与西方的巴黎相媲美。巴黎是一个备受文学家青睐的都市，法国文学家从巴尔扎克到雨果都愿意将他们发现和构想的故事置景于巴黎的街巷。在前者那里，巴黎是其笔下人间喜剧的主要生活场景，在后者那里，一个显然是虚构的故事却毫不犹豫地被置景于巴黎圣母院中。法国文学家也许是太爱巴黎了，他们写作虚构的故事往往注意置景于这个都市的一个十分具体、以至于让人们便于指认的建筑和景点，除了巴黎圣母院、大饭店之外，当然还有塞纳河。巴黎的魅力在于，它使得每个作家都对之能够激起某种写作的冲动，于是俄国的托尔斯泰不忘记书写巴黎，英国的狄更斯为了有条件叙写巴黎，则构思了《双城记》这样奇特的故事，与之相比照的是，被马克思称为感伤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欧仁苏，以法国作家的身份在巴黎设计了让外国人出演的巴黎的秘密。巴黎供养过无数个文学家，不过描写巴黎或者说想描写巴黎的文学家在数量上会大大超过这个“无数个”。巴黎的如此秘密实际上与我们通过上海揭示的颇相仿佛：它体现了都市人生景象和文化现象的全部丰富性和生动性，同时它又是一个在特定的时代让文学家们感觉到最宜居的一个辉煌的地点。这两方面的一拍即合是都市文学表现的硬性条件。 同样是叙写故事，有的作家忙于都市的或乡村的置景，有的则相反，有意模糊甚至涂抹故事情节中的空域，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如果说上海和巴黎成为中国和世界文学中特有的置景热点，那也是它们正好际遇到一批又一批在写作习惯上热衷于坐定都市空域的作家。这样的热衷或许并不仅仅出于习惯。一定的写作题材的选择与强调，作品真实性和可信度的举证，都市风情的渲染与烘托，都可能成为都市写作的置景要求。特别是那些以上海或者巴黎直接命名的作品，既然已注定选择了这些都市的题材，其故事展开的空域当然会以这些都市为主。新感觉派小说热衷于都市生活的种种生态、状貌与滋味，展现上海作为地狱上的天堂或天堂里的地狱的社会文化特征，自然离不了上海这个特定的空域，这是由他们作品的题材甚至主题决定的。有意思的是，30年代文坛上曾人为地兴起京海两派，京派文学家很少将北京作为自己的叙写对象或言说空域，海派文学家在现实题材的写作中也很少将笔端从上海挪移到别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