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天，作家朱文做了一份问卷，寄给了70位约同年龄段的作家，9月，这一问卷及其答案以“断裂：一份问卷与五十六份答案”为名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同时发表的还有韩东的《备忘》，对可能面对的质疑进行未雨绸缪式的回答，可见他们对即将掀起的波澜有充分的认识与准备。 果然，如预料的一样，问卷在文坛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且不说问卷所涉及的作家、杂志、机构的反抗，问卷中对鲁迅、宗教和西方哲学等极端的提问方式及作家们否定式的回答也引起文学研究者和一些知识分子的不满，一时间，口诛笔伐，满城风雨，“断裂问卷”也成为1998年文坛上的重大事件。“断裂问卷”距离今天已经十年之久，抛却当初双方的意气之争和策略倾向，我们回到事物的核心来重新寻找问题，韩东与朱文为什么发动这一场“断裂”式运动，他们在此中想确立什么样的文学观、世界观？他们想要“断”的是哪一种传统，哪一种文学或文学秩序？这样的要求意味着文学场怎样的新生阶层的诞生，体现了这些新生阶层什么样的历史要求与审美意识？它与90年代文学场、文化政治场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使我们重新回到90年代文学场之中，去发现在“断裂”的背后，究竟哪些声音在涌动，并在试图塑造、开辟90年代文学新的方向与新的形象？需要说明的是，我所关注的更多的是“问卷”周边的声音，它与周围事物的关联性，最终重回90年代的文学场，至于如何看待这一问卷本身所涉及的价值判断，并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民间形象”、“民间立场”的建构 朱文在“附录一：问卷说明”中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一代或一批作家出现的事实已不容争辩。在有关他们的描绘和议论中存在着通常的误解乃至故意歪曲。同时，这一代作家的道路也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即，接受现有的文学秩序成为其中的一环，或是自断退路坚持不断革命和创新。鉴于以上理由我提出这份问卷。我的问题是针对性的，针对现存文学秩序的各个方面以及有关象征符号。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明确一代作家的基本立场及其形象。”①正在浮出历史地表的“这一代作家”是谁，在遭受着怎样的“误解”与“故意歪曲”？他们想要确立的“基本立场及其形象”又是什么？我们从这两点出发，看看90年代文学场域究竟出现了怎样的新生力量，韩东、朱文试图在他们与过去之间建构怎样的区别，又试图建构怎样的立场与形象？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分析一下参与问卷的作家、批评家，很容易就发现，参与者以60年代出生作家为主，也有“美女写作”的代表70年代出生作家棉棉、魏微，还有少数50年代出生如林白，于坚等，但是他们的创作理念似乎可以归入到“这一批”作家中。另外，考察这些参与问卷调查人的身份存在也很有意味。在五十六位作家、批评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处于体制外，韩东、朱文、李大卫、李冯等人都已经主动辞职，离开国家公职单位，成为“自由撰稿人”，而如棉棉这样的作家从来就没有纳入过体制之中，没有固定职业。其他一些没有辞职的人，也大多把自己作为边缘人，工作完全是谋生的手段，与个人精神没有任何关系。参与问卷的南京作家大多聚集在由韩东、朱文创办的“他们”文学团体周围——在90年代，“他们”在一些诗人心中，类似于北岛的“今天”，是具有独立精神和文学目标的“地下秘密组织”。很显然，在发放问卷的时候，朱文不但拒绝了如王蒙这样的老作家，也拒绝了那些在文坛上赢得普遍赞美，并成为当时“先锋”旗帜的新作家，如莫言、余华等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现有秩序中的一环”，是其中“误解乃至于歪曲”他们的力量之一。 那么，这批作家受到了怎样的“误解乃至于歪曲”？先来看一下韩东、朱文两位发起人的情况，到“问卷”的1998年为止，韩东、朱文在文坛上已经有相对的知名度，且发表了如《在码头》、《美元硬过人民币》、《我爱美元》、《弟弟的演奏》等重要作品，但是，当时文坛对他们作品所具有的新的风格与特点并没有真正重视。这些消解大意义，兀现日常生活的小说显得琐碎、哆嗦，没有诗意，也没有标准的章法，编辑根本无法接受，如韩东的《新版黄山游》1991年完成，寄了好几个地方，一直被退稿，1994年才找到地方发表。②这正如邱华栋在答卷时所言，“杂志仍然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不能将非常多元和非常激进的各种文学现实表现出来”。批评界对他们作品那种粗俗、放纵、欲望性的东西也无法接受，即使到今天为止，对韩东的《美元硬过人民币》和朱文的《我爱美元》的批评也还是集中在其色情与物质化的描写上。而对于林白、棉棉来说，90年代中期既是她们暴得大名的时候，也是她们的写作被诟病与误解的时代，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美女作家”和“欲望化写作”使棉棉写作所具有的意义被遮蔽。还有其他作家如鲁羊、侯马、魏微等人都正处于刚刚萌芽的状态，小说能否得到顺畅的发表还是一个问题。总体看来，主流文学界和批评界对这批作家基本上处于否定或不重视的状态。不应忽略的是，还有一个作家的遭遇是产生这句话的前提之一，即1995年的王小波之死，很显然，朱文们把王小波也归入“这一批作家”之中。王小波的死亡方式，他在主流文学界所遭遇的冷淡与压抑激起许多文学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学界的愤怒情绪，而他死后所得到的赞誉与广泛的传播也使得这种“边缘写作”变得神圣，充满价值。 为了“明确一代作家的基本立场及其形象”，朱文选择了向主流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中国官方的文学体制，如作协、《收获》、《小说月报》和茅盾文学奖——发起进攻。不难看出，韩东、朱文他们在试图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与意义空间，这一空间不需要主流的承认，不需要从主流文化空间“继承”种种必须的遗产，他们要自己创造历史。在极富引导性和排它性的问题中，一个词语正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民间”。“民间立场”的确立首先表现在个人的实际行动上，即辞去公职，专心追求文学，或被动游离于社会体制之外，也包括那些只以公共生活之外的个人生活作为真正精神存在的作家。作家的“个体户”身份为其“民间立场”提供了物质的支撑。如前所述，韩东、朱文、吴晨骏等人都是在经过单位生活长期的压抑之后，最终辞职，然后专心写作，并以写作谋生，被他们认为是少数真正作家之一的王小波也是同样。在某种意义上，90年代后期作家辞职写作有向王小波致敬的特殊心理。作为自由写作的个体，作家与体制、制度不再有物质上的任何联系。这是他们对文学态度的一种表达。这既是一种象征，一种不再承担“社会”责任，自由、放诞，只对自我，只对艺术负责的象征；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实际行为，因为它会带来实际的生活问题，及与此相关的精神纯洁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