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也可称为“新世纪中国文学”。言说和使用这一概念，并以此考查新世纪10年来的中国文学进程，其意义在于：一是力图表述新时期30年来文学演进的实质，即30年来的变迁最终历史地形成了一个怎样的文学；二是期望深入阐释这种当代文学的新形态，并展望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未来。 更具现实性的“人的文学” 新时期30年来的文学无疑是个动态发展的整体。我们立足于新世纪以来10年的中国文学，并将其作为一种典型的、更具全面性和深度的“新世纪文学形态”来探讨，这与30年的整体观并不矛盾。相反，我们应认识到，新世纪10年的中国文学是20世纪后20年文学发展的一个历史结果，并不构成对之前文学进程的断裂，而是合乎逻辑的自然发展，一个初具规模的“新的文学”的完型化。这是正确认识新世纪中国文学特征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这10年来的“新世纪中国文学”更全面、更具深度地印证和体现了新时期肇始的一以贯之的时代精神，这是一种在改革开放旗帜下面向未来的新的现代精神。新世纪10年的中国文学所呈现的新的文学生态和形态，其基本性质是30年来中国所创造的新现代性的文学体现。这种“新现代性”的要旨，就是一种基于物质和精神相协调的“生活现代性”，它走出了20世纪那种“启蒙的精神现代性”和“革命的政治现代性”时代，而开始重建更具生存实在性、民生实在意义的新生活，重建这种在民生中人的现代生活感性。从此意义上说，新世纪中国文学在本质和历史维度上，是我们这个新时代更具现实性的“人的文学”。 以“现实精神”为主导内容 新世纪10年的中国文学已形成新的文学生态和形态，它以“现实精神”为主导内容。旧的“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即被某种程度地悬搁起来，起码在当时中国的文学批评和观念层面是如此。由于突飞猛进的先锋写作和背弃旧“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双重挤压，“现实”连同其“主义”都粉身飘散了。也许自所谓的“新写实”小说始，“现实”又顽强地恢复了文学活力，但整个90年代渐趋定型的“纯文学”观与文学创作中萌动和持续生成的“现实”因素形成了巨大隔膜，在先锋观念、后现代主义笼罩下，文学的“现实精神”显然被压抑和遮蔽了。新世纪10年的中国文学根本改变了这种状态，并使“现实精神”成为稳健而真实的主导潮流。毕飞宇的《玉米》、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曹征路的《那儿》、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王安忆的《发廊情话》、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罗伟章的《大嫂谣》等，几乎所有著名的中短篇小说都在加大这种现实精神的趋势；长篇创作更是如此，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东西的《后悔录》、王安忆的《富萍》、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王蒙的《尴尬风流》，以及不无狂想与神奇风格的莫言的《生死疲劳》，都突显了“现实”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的普遍存在。这在诗歌与散文创作中同样显明，甚至形成一种遍及小说、散文、诗歌领域，直面“底层”现实的“底层写作”。然而，这并不能沿用旧的“现实主义”概念来加以评说，因为在经历了20世纪后期一场纯文学，尤其是先锋写作和后现代主义的审美洗礼后，“现实”已不再是“主义”，更不能再按欧洲式文学思潮的时间性演进来框定，也不是“创作方法”的意义。但“现实”一词仍无比重要，它更具有文学精神向度，具有在新现代性生活境遇下的民生关怀、世俗建设、本相追问，具有直面矛盾的人性人情、坦诚精神、朴素的诗意、创造精神，乃至于具有对共同体和人的生存状况的忧患，所有这些必然导致在文学审美表现上整体的“现实精神”趋势。我们已不能在反映论意义上谈论“现实”及其文学表现，而生存论或存在论意义的“现实”则启示我们，新世纪中国作家写作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如何使文学更具现实意义。这在王蒙，其“风流”也“尴尬”；在铁凝，其小说便可用“笨花”隐喻。这种“现实精神”是有局限和妥协的，因而更是一种真实处境，作为新世纪中国本土性的文学精神，它是“现实”地直指世道人心、世态人情。因此，我们应在这样更精微的层面，理解新世纪10年来的中国文学。 以生活美学为底蕴 新世纪10年的中国文学，还表现为一种生活化的文学新生态和新形态。由于在新现代性文化语境下，日常生活中的世俗精神拥有重要价值，因此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在作品中流淌，成为其重要的表现特征。同时，建立在特有生活基础上的打工者文学、80后一代文学以及网络文学，也以其特有的“身份政治”，打破自20世纪后20年所形成的专业化作家文坛，从而扩展了中国文学新的生活领域，精英文学和日常生活的界限趋于模糊，这也许是新世纪中国文学所带来的最大的变化。从此之后，我们将在生活的意义上理解文学，也许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文学，所谓文坛和文学，都将由特定生活中的人群和社会来定义和构建，谁也无权垄断。 以写作的文学观为伦理 新世纪10年的中国文学使一种写作的文学观得以出场。“写作性”的文学而不是“创作性”的文学成为我们划分什么是“文学”的底线伦理，“精英性”的文学及其创作只是“大文学观”视野下文学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同时，“写作”的意义也将在一个电子传媒时代得以彰显，这就是进行文学“自由书写”的独特性及其价值意义。最终，作为“写文化”形式之一的文学“写作”得以极大的扩展，也宣告新的文学生态和形态的生成。 总之，以现实精神为主导精神，以生活美学为底蕴，以写作的文学观为伦理，这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人学形态，它将导致一种增量的文学。此时，作家、作品将不断持续“增量”，而不是像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不断“减量”。尤其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与和平发展的年代，增量的文学将成为一大趋势，全面生长和良莠不齐中自有局限，但这也是真正的文化和文学生态。应该说，在21世纪，理性和宽容将是我们应具有的基本文明素养和文学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