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1期上，有柳鸣九先生的长文《何其芳在“翰林院”》，读后对何其芳先生更加崇敬，同时对柳先生亦怀敬意。不过，我又想坦率地指出，柳先生此文把郑振铎先生的功绩完全忘却了，是不应该的。 柳先生所说伪“翰林院”，就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郑振铎是它的主要创办人和第一任所长。何其芳开始是副所长，在1958年10月郑振铎不幸因公牺牲后，继为第二任所长。郑先生直到临牺牲前四天，还在百忙中赶到该所，出席了一次会议（不过，那是一个“批判”他的会议）。 柳先生说，在当年的文学研究所，“颇不乏‘国士’、‘大师’级的人物，就我知闻而言，我还不知道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有过任何一个单位有如此的‘人才奇观’，似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盛世的‘翰林院’，亦不见得有过此者。”这话是否有点夸张，姑且不论；我满以为柳先生在谈论文学研究所这些“国士”、“大师”级人物时，首先就会写到郑先生，然而却没有。在柳先生这篇专谈“翰林院”历史的三万字长文中，只有一处提到了郑先生。那是在讲到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时，提到“此书之前，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里，名声最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是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前文化部长郑振铎所编著的《中国俗文学史》。”然而遗憾的是，柳先生这样说，却又遗漏了郑振铎早于刘大杰多年在1930年代出版的四大卷名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那可是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学研究所老前辈李健吾先生盛赞之为“划时代的造诣”的“巨著”啊！ 柳先生文中多次写到何其芳是“最初受命”“创建”文学研究所的人，是“组阁者”、“领军者”，是文学研究所“领导人之首”、“最高指挥官”、“双肩挑的第一把手”。甚至称何其芳是该所“开明君主”，在所里创立了一种“何氏秩序”。称他是文学研究所“这金字塔尖顶上端坐”的人，“他在这金字塔尖端上的位置是独一无二、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他是这个领域、这个机构里最具有综合优势的唯一一人”，是“文学研究与评论领域的首席代表”。称研究所的其他人都在何其芳“手下”、“麾下”（这个词用了至少六次）。柳先生这样说，真不知将郑振铎先生置于何地？ 事实是，文学研究所在1952年筹备时，就是以郑振铎为首，何其芳为辅的。1953年2月23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正式任命郑振铎为该所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当然，后来郑振铎因为还有其他许多重要公务，因此，文学研究所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由何其芳做的。但该所的大政方针的主持者无疑仍是郑振铎，何其芳时常要向郑振铎汇报、请示工作。 在我看来，郑振铎对早期文学研究所的最主要的开创性贡献有四个方面：一是邀请、召集了一批著名的文学研究者，组建了一支水平非常高的研究员队伍；二是制定了一系列科研课题，出了一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成果；三是为该所的图书资料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四是为文学研究所指导、培养了好几位外国留学生、研究生，如今大多成为海外著名汉学家。但在柳先生的笔下，这前三条的功劳都是何其芳的（当然，我认为何先生也是有功劳的，不过首要功劳不能算在他头上），最后一条他则没写到。 柳先生说：“据说，文学研究所最初的每一位高级研究人员的来所都是由何其芳在全国范围里亲自物色、亲自圈定、亲自推动调遣工作的……”我不知道他是听谁这样说的。其实，他提到的“‘一代才子’钱钟书，学力深厚的古典文学研究家、校勘专家王伯祥，汉魏研究大家余冠英，学识渊博的中国古典小说史权威孙楷第与戏曲杂艺研究权威吴晓铃”等人，几乎无一不正是由郑振铎“亲自物色、亲自圈定、亲自推动调遣工作的”！柳先生还提到的潘家洵、李健吾、杨绛、罗念生、罗大冈、唐弢等人，以及他没有提到的俞平伯等，也莫不如此。像王伯祥、俞平伯、潘家洵等，都是郑振铎二十年代的老朋友、郑振铎当年领导的文学研究会的会员；钱钟书、杨绛夫妇等，也是郑先生多年的最好的朋友；吴晓铃则是郑振铎的学生。 我这里再举几个例子，看叶圣陶日记，1952年4月4日，王伯祥访叶圣陶，“渠发牢骚，谓开明［书店］创立二十余年，今将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不意残局之收结，责归于其身。在合并机构中任事既勉强，且心意上不安（以薪金特大，与他人不协调），最好别谋他事，嘱余设法。”至10月27日，叶圣陶日记又记：“三时，偕［胡］愈之到怀仁堂，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之扩大会议……会中晤振铎，言于北大新设之文学研究所已成立，渠为主持人（尚有何其芳），伯祥可入所为研究员云。余觉其甚为得所。”可知，王伯祥之去文研所，完全是郑振铎的安排，叶圣陶也认为得其所哉。再如李健吾，1953年9月巴金在北京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给妻子的信中说：“健吾未去参加文代会，郑振铎提意见，这是对的。”可知李健吾此时在上海不受重视，连出席文代会的资格也没给，郑振铎甚为不平，就邀请他转到文学研究所来。李健吾后来在《忆西谛》中也写到，是郑振铎热情邀请他去文研所工作的，并请他吃饭，算作接风。又如唐弢，1957年11月18日郑振铎在苏联列宁格勒访问时，还在致唐弢的信中热情动员他从上海转到北京的文学研究所来。但后来唐弢调动成功时，郑振铎却不幸逝世，所以唐弢到北京后，马上就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向郑先生“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