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9)01-0075-08 “传统左翼”是一个相对于后现代左翼、自由左翼或新左翼的概念。与新左翼放弃阶级优先论或“阶级的退却”立场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左翼坚持“阶级政治”的理念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台湾当代理论史的脉络中，我们把乡土文学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左翼称为“传统左翼”。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政治和文化光谱上，传统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产生了明显分裂，这一分裂削弱了传统左翼的批判力量。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在史明影响下转向“本土论”、“台湾意识”论乃至“台湾民族主义”，“阶级政治”和阶级分析方法逐渐被“本土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以陈映真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则坚守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以介入重大理论论战和展开具体社会文化艺术实践的方式发声，在“解严”后的台湾社会和思想领域继续产生特殊而重要的影响，代表人物包括陈映真、曾健民、林载爵、王墨林、詹澈、钟乔、蓝博洲、吕正惠、汪立峡、杨渡、杜继平等。本文主要讨论他们参与的理论论战和社会文化实践，进而探讨阶级观点在当代台湾思想和理论场域中的角色、意义与问题，探讨传统左翼如何应对当代台湾社会急剧变化的现实。 一、传统左翼的困境与复苏 在战后台湾政治文化场域中，左翼思想和实践受到威权统治的长期压抑。这种压抑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左翼思想以潜流的方式存活，当威权统治有所松动时才出现复苏迹象；二是左翼力量孱弱，难以对台湾社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回顾当代左翼思想的发展，如下历史事件值得注意： （一）“保钓运动”：左翼思想复苏的契机 20世纪70年代初，左翼思潮复苏，契机是1970年秋天的“保钓运动”。“保钓运动”深刻影响了70年代台湾文艺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与五四运动的重新锻接，使得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和新中国成为台湾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的渴望。在文学史观上也再次确立了台湾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第二，“保钓运动”冲破了威权体制对左翼思想和文学的禁锢，为台湾70年代左翼文艺思潮输入重要思想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以及30年代大陆左翼作家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第三，“保钓运动”也促动知识分子重建与台湾现代左翼思想史的精神联系。1973至1974年间，颜元叔发表《台湾小说里的日本经验》，论及杨逵、张深切、吴浊流等左翼作家作品；张良泽撰写了关于钟理和的系列文章；林载爵发表《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阐述杨逵的“抗议”精神和钟理和的“隐忍”精神。《中外文学》和《幼狮文艺》重刊了杨逵等人的作品。第四，形成回归民族与关怀现实相结合的文艺观念。“保钓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促进了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即左翼与民族主义的接合。也启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和社会参与意识。青年知识分子“拥抱斯土斯民”的诉求，“走出校园，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走入民间，进入社会底层”成为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保钓运动”还促使进步知识分子重新思考反帝民族主义的意义和对西化论或现代化论的反省与批判，触发了“现代诗论战”。1973年创刊的《文季》推出黄春明和王祯和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衔接了1971年以来的社会政治运动所开拓出来的“民族”和“社会”的思想脉络，并且发展出反抗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文学主题。 （二）《夏潮》与左翼文论思潮 1976年《夏潮》杂志的创办把分散的进步知识分子结成左翼的联盟：苏庆黎、陈映真、尉天聪、唐文标、王晓波、陈鼓应、南方朔、杨逵、王拓、杨青矗、詹澈、林瑞明、林载爵等，包括海外“保钓运动”分子、左翼民族主义者、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国民党左派等，在“乡土的、社会的、文学的”理念下形成《夏潮》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夏潮》延续了“保钓运动”形成的左翼观点，拓展了左翼思想的空间。第一，确立了左翼中国民族主义的认同。“保钓运动所企图重燃的五四香火，抗日老作家杨逵的出土，以及重新认识左翼中国的努力，后来就由《夏潮》杂志延续，并表现在70年代末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上。”[1]在理论立场上，《夏潮》完成了中国民族主义与左翼思想的结合。其论述策略是，通过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中“社会主义”内涵的阐释与发扬使左翼中国民族主义获得正当性。王晓波的《国父和革命时代的中国——国父思想论》和陈鼓应的《孙中山先生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都重新阐释了孙中山的左翼民族主义思想。第二，展开寻找左翼文艺思想资源的工作。《夏潮》重刊了日据时期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具有左翼倾向作家的作品，并发表一系列作家传记、访谈和评论。《夏潮》的日据台湾文学论述突出了左翼作家的反抗殖民精神民族认同意识和现实主义传统，与本土主义文论的“台湾意识”论有着本质差异。第三，批判现代主义与建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夏潮》延续《文季》的批判现代主义路线。《夏潮》以传统左翼思想的阶级论、社会观和美学理论为武器，引入“世界体系”和“第三世界”理论，认为60至70年代的台湾经济是被资本主义入侵的“殖民经济”，台湾社会是西方的附庸化社会。而现代主义的“横的移植”则是资本主义的“文化附庸”和“殖民地化”，在美学上也犯了颓废和病态的弊病。 在与现代主义及现代化论的论战中，《夏潮》进一步确立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第一，确立了以唯物论为基础的文学反映论。陈映真阐述了朴素的“反映论”和“服务社会”的使命观念：“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一定有它作为时代精神的基础的、根源的、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因素。”[2]《夏潮》社会关怀面宽广，涉及“历史”、“民主”、“劳工”、“原住民”、“人权”、“妇权”、“环保”及“第三世界”社会状况，“夏潮”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与分析多取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阶级分析路径，在70年代台湾知识界难能可贵。第二，提出文学为什么人服务的命题。早在“现代诗论战”中，唐文标和尉天聪分别发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和《站在什么立场说什么话》，提出文学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为谁服务的命题。1977年后，《夏潮》知识群进一步明确了文学的使命即为劳苦大众代言和服务。第三，提出知识分子如何为底层代言的问题。陈映真提出：“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救赎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实践中，艰苦地作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无限依恋的旧世界做毅然的诀别，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3]第四，确立了现实主义文学批判资本压迫与反抗人性异化的主题和回归民族大众的美学形式。《夏潮》推出了一批写实主义小说家——黄春明、杨青矗、王拓、宋泽莱和乡土诗人吴晟、施善继、詹澈等，在对他们作品主题的阐释中建立了批判写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和基本主题：黄春明对跨国资本入侵的批判和底层人物命运的揭示；杨青矗工人小说对异化劳动的批判；王拓对商业社会人性异化的揭示；宋泽莱对资本主义入侵造成农村贫困与破产的抗议……《夏潮》“介入的实践”在文艺领域除批判写实小说外，还包括更直接反映社会变迁和底层生活的“报导文学”和“新民歌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