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刘青峰老师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之际,“80年代”的诸多问题在大陆学界不断地再次浮现。您与金观涛先生作为80年代代表性的学者,在历史、科学技术与古代社会、哲学、文学各个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态结构》等代表作,深深影响了一代学人。而且,金观涛先生主编、您作为执行编委的“走向未来丛书”对思想界有巨大冲击与启示。我曾跟随程光炜教授做“80年代文学”研究,今天的访谈围绕您80年代初以笔名写的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展开。您能不能先简要告诉我们当时写这部作品的缘起与过程? 刘青峰:这篇小说写于1972年,我与观涛结婚不到半年。当时,观涛在杭州塑料厂当工人,每天三班倒,我则在贵州清镇中学教书。年轻人的共同点是爱好文学,我们也不例外。在文革年代,具独立思想的文学创作不被官方意识形态所允许,只能是地下的。正是这类作品记录了青年一代的新追求。除了《公开的情书》这个中篇以外,我们还创作了几个短篇和一些短诗。 在1972年,由于1971年发生了“9·13”林彪出逃这一震惊中外的大事件,毛泽东思想开始解魅,但文革又没有结束的迹象,全中国人都看不到希望和前途,特别是年轻人,倍感压抑和黑暗。但这也是一段思想觉醒和为新时代来临作准备的时期。文革中,人人被迫参加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对于精神活跃、有独立思想的人来说,就只能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隐藏起来,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与其他人一模一样。他们用独特的方式,如极其私密的个人通信、与朋友共同读书或聚谈来构建另一种精神生活。《公开的情书》以书信体为形式,就带有这一时代色彩。 以我们为例,1970年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基层工作,也有十余个朋友的通信圈子。一天收到三四封信是很平常的,常常有五六封信,甚至十多封信。可以在一天内给同一个人写两封信。信有长有短,短则两三行,长的可以上万字。文革时期的信纸不像现在那样讲究,很薄很轻,一个信封可以放下十多页。信中无所不谈,谈所想所思,谈社会观察,谈感情,也谈身边琐事,甚至是抄一本书、抄字典。一位分到河北贫困的衡水地区的北大朋友,常趴在坑上点着小油灯给我写信。1972年我在杭州养病期间,我们就想如何利用大量的通信创作小说,记录这一代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小说主要是我执笔,其情节和人物,也有相当多虚构成分。 今天有不少人研究1970年代中国年轻人的思想,我们认为,如果真想做好这一研究,就一定要设法找到当时不同的通信圈子,找到并研究他们的通信。这是珍贵的一手资料。 黄平:我查阅了一下,根据当时数据显示,小说一稿完成于1972年3月,二稿完成于1979年9月,漫长的八年时间里,这部手稿有否在私下流传?我了解到这篇小说先是以手稿和打印稿的形式在青年中流传,1979年刊登在了杭州师范学院的学生刊物《我们》上,然后正式发表于1980年《十月》第1期。您还记得中间发生过什么故事?比如编辑部当时什么态度,怎么评价,提出了哪些修改意见?又是出于什么原因,你们决定将它拿出来发表? 刘青峰:看来你真是做了好多调研。确实,这部小说完稿于1972年春天,没有想发表,也没有写作者名,抄在一本红塑料皮封套的本子上,朋友们私下称它为“小红书”。小说先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一开始传看的范围,一是与我们通信的北大、清华同学朋友,另外一个途径是通过我的妹妹刘进流传到在内蒙插队的高中生手中。去年12月22日《经济观察报》有一篇秦晓的长篇采访,就谈到他当时读这本小说手抄本的情况。文革结束后,有的朋友开始把小说刻字或打字,于是又有了油印本。你提到杭州师范学院学生刊物《我们》,是油印的,登了《公开的情书》。1970年观涛分配到杭州塑料厂工作时,他身边集聚了一帮更年轻的朋友。他们在文革结束后上大学,办民刊。其中,《我们》的主编陈越光和胡音后来都到北京参与了“走向未来丛书”的事业。 1978年初我们由郑州大学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当编辑。这时,我们的全部兴趣和精力已转向学术文化探讨和准备思想启蒙的事业,对文学很少关注,也不曾想到要发表以前写的文学作品。1979年夏天某日,一位在地震部门工作的朋友李革平到我们家聊天。她问:为什么你们不把“小红书”拿出来投稿?我们反问:发表它有意义吗?她说:当然有意义。现在文学作品很多,都是对文革揭露性的作品,无非是伤痕、伤感;而这个小说不一样,反映了年轻人积极向上的思想追求。不应该让人们忘记文革中还有这一面。我们接受了她的意见,并委托她寄给《十月》。 不久,《十月》编辑部按李革平留下的联络方式找到她。第二次电话中又约见,我俩是和李革平一起去编辑部的。主编苏予女士和另一位姓张的编辑先生十分热情地肯定了这部作品,苏予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坦诚地告诉我们,她年轻时曾受胡风一案所累。他们决定安排在《十月》1980年第1期上发表小说。记得他们提了两个修改意见,一是指这作品太柏拉图式了,恋爱中的男女间全部是通信;为了读者看得下去,是否可以安排男女主人公见个面?另外,要求我们删去一些太大胆的长篇论说。于是,我又改了一遍,删了一万字左右;但为了忠于70年代时的精神原貌,小说没有安排两个主人公见面。这就是1979年的二稿。之所以要写上这个日期,是想让那些看过手抄本的朋友知道,这是一个删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