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我们今天回望8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你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无疑具有相当的分量，反观这部小说，回瞻过往的岁月，会有一些弥足珍贵的记忆被重新唤醒。历史的前尘往事，我们有责任将它们再度召唤，以便留存记忆，澄鉴后世。你不仅仅是一位旁观者，你还是当年身在其中的“弄潮者”。回想《晚霞消失的时候》当初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时候，我还能记起它给予我的震撼。当时的中国文学承担着巨大的历史使命，它不仅仅在倾诉，在指控，同时也在揭露，《晚霞消失的时候》给了我一次激情澎湃的体验。那是我第一次倾听到关于宗教、关于战争以及历史等等的完全不同于其他说辞的阐述。另一方面，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样一件事：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流行过一个广泛传播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并且流传过一首关于这个“血统论”的歌曲，与你有关。 礼平：臭名昭著。 王斌：那是你个人现在的态度，但至少在你的面前我不想这样说。许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文革中流传全国的红卫兵的著名“战歌”就是你谱写的，这个“血统论”后来还引发了遇罗克被枪毙的事件。我现在想了解的是，你为什么会想到写《晚霞消失的时候》这样一本书？它给人们的深刻印象首先就在于这是一个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敌对将领的子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也就是一个关于“血统论”的故事，你把它讲得如此动人心魄，而它与遇罗克事件也有着相同的主题和背景。我想问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礼平：问题很尖锐，题目也很沉重，但说起来也的确有点麻烦。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遇难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故事讲的也是一个与“出身”有关的故事。这两件事之间当然会有联系，但我说的不止于此。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也就是你讲的，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就是联系。但你还不知道，我与遇罗克当年几乎就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一个教研室小院子里。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名叫史康成，是他们中的成员之一。那是一个很棒的同学，现在担任着很高的职务。当年我们就曾经为了这个口号打得不可开交，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68年遇罗克被捕的时候，史康成也被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捕。我们两个关在一起，就住隔壁。 王斌：在监狱？ 礼平：不，在学校。 王斌：你们被关在学校里？ 礼平：是的，因为当时监狱里已经人满为患了。而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因为鼓吹了“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了“血统论”，却殊途同归，你不觉得这匪夷所思么？ 王斌：文革中的疯狂的确让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无法理解。 礼平：“出身”这个东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个年代，它却是我们头顶上的一片天空。不过准确地说，遇罗克的被害，应该不是因为他那篇《出身论》，因为“血统论”那个东西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在反对。那本来就是一个很烂的东西，他批判这个，不会得罪了谁。他的灾难发生在他对文化革命发出了疑问，遇罗克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他提出的问题比我们要深刻得多。他是一个思想者和殉道者，在这一点上，他比我们崇高。那个口号流行了不到半年就臭街了，连我们自己也知道错了，甚至一开始我们就知道那是错的。所以1968年他被捕的时候，我也感到很不解：是我们错啊，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呢？到1970年他被枪毙时，我已经不在北京，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这到底是想干什么呢？无法理解。遇罗克比我们大，是一个青年教师，一个翩翩书生，杀他做什么？他的《出身论》也没什么错。我不是说我们现在认为他没有错，不是，他的《出身论》在当时就不算错。所以我想不明白，当初红卫兵喊出那个口号，带有很大的胡闹成分，却引起这样的后果，还是使我感到太过分了。直到文革后看了披露出来的文件，才知道他被杀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因为在文革初期就发表过文章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而这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了。他比我们站得要高。认为他是因为反对血统论而被杀的，那是一个误解，遇罗克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要远远高于这个选题，当然这也决不是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王斌：你从不同的方面反思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将它理解为忏悔么？ 礼平：忏悔？可以吧。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配。我们曾经为那样的东西而癫狂，我们为此感到害臊。 王斌：我们还是回到小说上来吧。《晚霞消失的时候》当时产生的影响，其实已经构成了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它不仅仅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先知者，也影响了普罗大众，因为当时是一个万众读文学的时代。你的作品中涉及到了佛教、基督教，以及近代和古代的历史、中国和外国的文化，还有哲学、科学……故事里面既有缠绵的爱情，也有血腥的战争和无情的政治。你那么早就考虑到这么多的问题，而且都是那么的艰深。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你想到写这样一部作品？是什么激发了你的创作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