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程光炜 李杨 戴厚英在文学界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是非”人物，她以《人啊，人！》而名世，也因它而肇“祸”，从而构成八十年代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正如她自己所说：“多少年来我一直像一团迷雾中的鬼魂，让人抓不住、看不清。有人把我想象成天使，封我为‘伟大’，许我以‘不朽’，又有人把我描绘成魔鬼，指我为‘孽种’，判我下地狱。”①鉴于她敏感的身份，人们对其褒贬不一：其人要么被认为是“文革”时期的“帮凶”，而她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则被认为具有“投机色彩”，受到严厉质疑；要么被认为是勇闯“人性”、“人道”禁区的“先锋”。其小说《人啊，人！》要么被“指认为乍暖还寒、乍晴还雨的年代的‘晴雨表’，一种政治、文化症候，一种有力的社会象征行为”②，要么又得到了更大范围以致有点夸张的释放，而且其中掺杂了许多“文学”之外的“社会”因素、人事纠纷和个人恩怨，甚至至今“不足为外人道”的各种“内幕”，这就给戴厚英及其作品的文学史评价留下诸多问题。所以，有必要对戴厚英及《人啊，人！》引起的诸多交锋方式进行清理和重估，分析她是如何在八十年代的写作中进行身份“转换”和重塑个人“价值认同”。同时，我要追问的是，作家们基于怎样的事实基础和心理疑问来反思历史？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什么样的修辞与隐喻来建构关于“戴厚英和《人啊，人！》”的历史叙述，又是如何对作家主体的“认同”进行规约与接纳的，它们与整个八十年代的历史语境、社会思潮、价值立场构成何种内在的关联？ 一、《人啊，人！》出版前后 戴厚英在八十年代后屡遭各种猜忌和怀疑，都源于她的“文革”生活和所扮演的文化角色，而且她在八十年代主动进行的“身份”转换和“认同”重塑又都与她“文革”时的身份和经历紧密粘连。戴厚英在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上海作协召开的大会上批判了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慷慨激昂的发言使她在文艺界获得了名噪一时的“小钢炮”的“雅号”。“文革”期间，她“积极”参加运动，从而遭人嫉妒、忌恨、反感和躲避，这成为她在八十年代时乖命蹇的重要因素。“文革”结束到一九七九年，她不断接受审查。审查结束后，她以“戴罪之身”进入八十年代，其身份也发生了最为明显的转换：文艺批评者→大学教师、著名作家；批判人道主义的“文艺哨兵”→宣扬人道主义的“先锋”。然而，由于“文革”中那些恩恩怨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时还来不及清除，一些说不清的矛盾纠葛“如影随形”地缠绕着她，她在生活、写作、教书时遭遇的麻烦不断，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③。尤其是她的成名作《诗人之死》、《人啊，人！》出版前的许多磨难以及出版后的各种“余波”更是让她身处“风口浪尖”。 一九八○年春，正当戴厚英的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在上海出版受阻之时④，她接到了来自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岑桑的电报，希望由他们出版《诗人之死》。戴回信说，书稿的出版事宜已有了转机，但为了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知遇之恩，答应另写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交给他们出版。她五月底写完《人啊，人！》的初稿⑤，七月初广东人民出版社初审完毕后就立刻派两位责任编辑到上海谈稿件的修改意见。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戴根据意见重新改写了一遍，并由原来的十七万字增加至二十四万字。九月初经二审、终审后发排，十一月印行十二万一千册，成为当时出版速度最快的一本书。戴厚英在广东出书的消息不胫而走，上海立即有人打电话给广东出版局，向广东施加压力。可是广东新闻出版局明确表示，除非上海方面发来正式公函，说明戴厚英已被依法剥夺了出版权利，否则，什么人的话都不听，一切按原计划进行。花城出版社社长王曼在给刘锡诚的信中也说到：“《人啊，人！》，省委已有结论，认为是一本较好的书，不同意上海意见。”⑥尽管如此，就在《人啊，人！》刚送进印刷厂排印时，广东一位领导从上海出差回来，便立即气冲冲地要制止这部书的出版，可出版社回应说，书已付印，无法改变，领导只好警告说：“风要刮来的，你们得有思想准备！”⑦ 就这样，《人啊，人！》终于问世，给予作者及小说的评价却有着天壤之别——誉之者谓国色天香，要捧它上天；毁之者谓毒草蒺藜，要打下地狱！而且接踵而至的是风暴般的批判态势。先由上海发起，然后波及到北京、广州，大报名刊都连篇累牍地刊登“讨论”文章。可戴厚英却在这场“烈火”中成名，并且“越批越红”，这让批判者们始料不及，以致上海一部分人后悔说，应该在内部关起门来批。《人啊，人！》的轰动效应，却使戴厚英不仅在一九八二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四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两次受到大规模批判与围剿，而且学校罢免了她的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的职务，有一段时期还取消了她上课的资格。此外，她的职称评定被搁置，工资不准调级，去香港讲学、国外探亲必须经过批准，加入作协受阻，“筹款救灾”受到监视⑧。这种种批评让她如“惊弓之鸟”，她不无辛酸地向友人倾诉：“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出了名的女人更难！”⑨回顾文艺界对她及其小说的批判，我们发现除了人事关系遗留的诸多矛盾，以及偏执的道德情绪外，还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的“成规”的干预、制约和规训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探讨它与“主流文学”的分歧就饶有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