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个诱人遐思的话题，笔者刚端坐书案，心底便浮起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王元化(1920-2008)曾说自己“年轻时没有什么对人的崇拜”，除却鲁迅①。此言可信。十九岁他撰文《鲁迅与尼采》，鲁迅在其笔下，与其说是一个可研究的学术对象，毋宁说是一尊“高、大、全”的精神偶像，让他崇敬到近乎崇拜。因为鲁迅不仅政治“立场”先进，思想“方法”科学，文艺“观点”也极正确。这是最早长在青年元化心头的鲁迅②。 第二句话，是一条心理学定律，意谓一个人最早吸纳的对象，往往到最后才能告别。以此来看鲁迅与王元化第三次“反思”的关系，恰被应验。晚年元化曾说“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时代”，“到了九十年代，我才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考虑问题”③。但实际上，第三次“反思”已延绵到其生命终端。2008年1月王元化在沪上与海外学人纵论中西思想文化，无疑是其晚年“反思”的最后喷发，其间言及鲁迅时，忧思凝重。不妨将此解读为是王元化对鲁迅的价值诀别。 对鲁迅从崇敬到告别，这条路王元化走了七十年。但王元化对鲁迅的价值体认之裂变，则是第三次“反思”时的事。这只需对照王元化在90年代前后的谈鲁迅，便不难识别。大体而论，90年代前言及鲁迅时不含“反思”性④。“反思”一词，在晚年元化笔下，是用得分量最沉、也最为慎重的。黑格尔的“反思”，是指精神存在的自我观照。晚年元化则将“反思”践履为一个思想家对其曾信奉、后又扬弃的精神资源的一种“呕吐”。“呕吐”这一哲思型意象系刘小枫之原创⑤，用来描述晚年元化之“反思”，颇能得其真髓。王元化自年轻时起便有“精神洁癖”，他绝不愿让一个未经独立思考且认可的观念永驻其大脑，否则，他在40年代初就不会有第一次“反思”了。但问题是，作为精神血肉，已在其身心活了半世纪多的既定观念，一俟经不起历史证伪，晚年元化依然会不屈不挠地将它“呕吐”掉，哪怕因此承受撕心裂肺式的痛楚。“反思”鲁迅即此。 “反思”不是草率、不负责任的抛弃。“反思”是扬弃，是王元化对其精神活体解剖的自我执行，故用“撕裂”一词，甚恰。“撕裂”，含义有二：一是将不值得再信的扬弃物从自己心灵切割下来；二是此“切割”同时须经缜密“剥离”，甄别其间所涵的真值与虚妄，尽管这两者界限唯辨，彼此粘连，这当是在挑战主刀者的临床智慧与胆略。 二 王元化第三次“反思”的主题是“五四”。在史家笔下，“五四”有二：一是1919年学生政治示威；二是1916年始以《新青年》为重镇的新文化启蒙。王元化主要“反思”后者。于是“反思”鲁迅，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此“义”亦有二：若着眼于宏观，鲁迅作为历史人物，其第一标志便是担当“五四”启蒙主将，故“反思五四”，绝对内含对鲁迅的“反思”；若着眼于微观，则是王元化在“反思五四”，而鲁迅对王元化的人生指向曾至关重要，他说当年“我走上革命文学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崇奉鲁迅精神和鲁迅思想”⑥。故亦绕不过鲁迅。 鲁迅与“五四”的历史渊源，倒映在晚年元化的“反思”语境，便在逻辑上定格为鲁迅对“五四”的伴生关系。这就是说，王元化第三次“反思”，实是在写一部“五四”大戏，鲁迅是剧中不可缺席的角色，它很独特，很出彩，很重要，但还没有重要到担纲第一主角，来推动整个剧情的开展。相反，鲁迅仅仅是作为题材元素进入剧情，它并非台柱子，也没有重头戏，严格地说，它自身是被剧情所驱动乃至被裹挟的。但整个戏又不能缺了它，否则，便没了“戏眼”，没味。犹如史家无法想象，假如没了鲁迅，“五四”将会怎样。 “反思鲁迅”对“反思五四”的伴生性，在晚年元化那儿表现得很突出。只需检索《王元化集》卷六（思想卷），不难发现作者在90年代“反思五四”之专文及其衍生性专题论文，篇目不少，篇幅亦可观。比如专文类有《关于现代思想史答问(1993)》、《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1994)》、《近思札记(1994-1996)》、《对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1999)》等；又如专题类有《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1993)》、《读卢梭〈社会契约论〉(1999)》等——就是未见一篇专论“反思鲁迅”。 它表明两个事实。事实一，“反思鲁迅”确凿是被“反思五四”裹挟而至的，否则，《关于现代思想史答问》就不会不提鲁迅；《近思札记》篇幅逾万字，亦仅一处言及鲁迅；《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虽提到鲁迅六次，然皆是作者在痛言“激进主义”与“庸俗进化”论时当例证所涉；《对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所以提名鲁迅达二十次，那是作者在被动回应客人的相关设问时所致。 同时它又表明事实二，“反思鲁迅”又是“反思五四”不能不“裹挟”的。故无论作者在“反思”初期有否“为尊者讳”之意，“鲁迅”始终是萦绕作者心际的幽灵，稍不留神，它就会从晚年元化的笔端蹦出，落在字里行间，尤其是在较少设防的私函与日记中。阅晚年元化书信，1990-1991年间致函李锐⑦，张万馥、温流⑧，他言及鲁迅时，仍谨敬如弟子承聆师说；然至1998-2000年间，伴随“反思五四”之深入，他致函张汝伦⑨、摩罗⑩时，对鲁迅也就不再奉若神明，默尔不语了。此类心境之微妙变动，或许在其晚年日记尤见鲜活。经粗读，笔者于其日记得六则，除1994年5月10日一则系平心“玩味”鲁迅关于“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一语(11)，其余五则皆无不闪烁“反思”机锋，不妨简述如下： 1.1997年8月17日说鲁迅“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时有愤激之词(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