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9)02-0123-05 一 “十七年”是一个追求英雄的年代。在“十七年文学”中，最令人瞩目的转折之一就是革命英雄形象画廊的形成。人们注意到，文学叙事开始摒弃一般的人生存在方式和意义，减弱描写日常生活的兴趣，转向把战争年代的生死问题典型化，把英雄的经验普遍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塑造这些英雄的中、长篇小说似乎超越了文学的功能和文体，而变成一个时代具有特殊意义的“教科书”。对付出了一场巨大牺牲的人们而言，在和平时期重嚼痛苦的探索历程，缅怀长逝者的英灵，以期在民族的精神生活里重建价值的丰碑，这在任何国家，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有合理的思想内核[1]59。“十七年文学”是在历史转折时期出现的那种既“自觉地注意反映现实认识效果”，又不乏“神话主义”浪漫色彩的文学的另一例子[2]317-319。这一时期文学给人的印象是英雄的文本、革命的文本、无性的文本。女性作为一种性别的生活存在已经堙没在一片统一的色调、社会环境和行为要求之中，“普遍强调的革命化特征导致了女性意识的遮蔽或相当程度上的消解”[3]11。这是由当时中国的现实语境所决定的，主流话语也即权力话语在女性身上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方面是大肆宣扬男女两性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在经济上同工同酬；另一方面是对女性性别特征、情感生活的极度贬抑。女性政治地位的极大提高，使女性人物从历史叙事走向革命话语的讲述中心，而对女性性别的贬抑使女性意识无法在文本中得到合理的表现。这样在文学文本中，“女性意识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意识，被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所替代，从而销声匿迹，在此女性解放的神话困惑为阶级解放的现实所遮蔽”[4]44。 在“十七年”小说中出现了被柳青形容为“党的儿子”的英雄人物的同时，也涌现出具有英雄特质的“党的女儿”即“女”英雄。这类女性人物如何走向英雄的道路，的确与男性不太一样。首先，她们往往是伴随着男英雄出场，如徐改霞伴随梁生宝（《创业史》），春兰、严萍伴随运涛、江涛兄弟（《红旗谱》），区桃、胡杏和胡柳伴随周炳（《三家巷》、《苦斗》），娟子伴随姜永泉（《苦菜花》）等；有一批女性英雄则是被男干部“翻”出来或在运动中“跃”出来的，如孟祥英、金桂、双眉、萧淑英、李双双、吴淑兰和张腊月等。她们在以男性为中心开展的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运动中，逐渐具备了与英雄一样的崇高理想，坚忍不屈的精神和不怕吃苦、热爱劳动的品格。其次，她们可以说是“妇女解放”概念的产物，是晚清政治小说中的“巾帼英雄”，五四时期以后现代小说中的“新女性”人物系列的延伸，尽管“十七年”的“新女性”在思想、行为和情感的起点已不同于她们之前的莎菲、喜儿等女性形象，但仍烙有追求解放、从“旧”到“新”的转变痕迹。不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女性”更多表现为具有叛逆精神、个性追求与自我意识觉醒的内容，而解放区与“十七年”小说中的女性新人，则拥有与男子一样的政治、经济地位[5]81-82。 中国几千年以来就是一个男权世界，女性只是陪衬，权力话语说到底也就是男性话语，女性处于权力的边缘地带和失语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推动下、在当时的现实语境作用下，“十七年”小说创作中关于女性解放和对女性价值认同也是以权力意识形态为标杆，矫枉过正地极度虚构并阐释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以彰显新政权的新特质。 二 女性英雄人物是在“十七年”小说中，如何完成其人物形象构型的呢？本文从权力语话的叙事策略角度予以探究。 1.叙事策略之一：雄化 “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女战士，还是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人，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原则都是：要想救出自己，只有从救出大家做起，献身于所谓社会的或集体的斗争。因此，集“解放妇女”与“党的女儿”于一身的女英雄，革命道路是她们必须走到底的路，也是英雄神话得以在她们身上展开的基础。 女英雄形象第一个而又是最明显的特征是“像男人”，因此塑造这类形象的基本叙事策略是“雄化”。“雄化”是突出女性人物“雄”的一面，即让她们在外貌、言行举止和工作表现上贴近男性和模仿男性，并进一步引导她们加入男性的世界、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念以至得到他们的认同和接受，最终成为英雄人物。 在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对女英雄的“雄化”，主要是突显其力气和刚强。《苦菜花》中的娟子“像乱石中的野草”，是在苦难的年月中倔强茁壮地成长起来的女英雄，叙述者不仅强调她用“那激动的带男音的声音”向姜永泉表示参加抗日的决心，而且具有雄强的气力和机智，一次她受到敌人宫少尼袭击，她能如女侠一般跟他肉搏，最后将他制服。又如《苦斗》中的胡柳也曾“横冲直撞，闪避腾挪，英勇非凡，像学过武艺的男子一样”，拿起竹竿去打那些从保安队派来的男人。《青春之歌》中被残酷的刑罚折磨得已经站不起来的革命者林红，仍然一如既往地教育后继者，不要以为死就是生命的终点，要坚持努力地奋斗，总有一天，红旗将随着太阳照遍全球。《红岩》中的江姐，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在刑场，表现出革命者的沉着坚毅、凛然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新的政治意识的强力号召，“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催生了女性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男作家和女作家的笔下都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意义上的强壮体力的顶礼膜拜。铁姑娘、娘子军本身就是妇女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代名词，王汶石的《黑凤》所叙述的是一个有关那位“干劲冲天”的姑娘黑凤在大跃进时期如何闯入男性劳动世界的故事。黑凤是一位“决心要做个生活在战斗中的女战士”，叙述者以强调她的竞赛意识作为雄化的手段。男人能干的，女人亦能干，黑凤参加进山背矿石劳动，背的与男人一样的多，累了也不让其他男性帮忙，黑凤显示的是与男人一样的体力和强者的姿态。终于赢得了一个由矿石、“猛虎连”、“钢铁英雄”、窝棚等构成的男性世界的接受，并得以进一步成为以非凡的干劲、无比的热情和不怕吃苦的战士精神参与的英雄人物的一员。张腊月（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以男性的价值标准代替自己的价值标准，以男性自我实现的程度作为自己的归宿。她豪爽泼辣，男子气十足，她对伙伴吴淑兰说：“吴姐，咱们俩交个朋友吧，旧前呀，男儿志在四方，五湖四海交朋友；如今，咱们女人也志在四方啦，咱们也是朋友遍天下。”李双双（李准《李双双》）是一个什么农活都学过，能和男人一比高低的女英雄。她跳下水里抬石头，她挑着普通男人都挑不动的麦子在田野上飞奔，她挣的工分比男人还多。如此强悍的女性形象得到社会（也包括女性）普遍地接受和喜爱。“十七年”小说文本中所显示的女性社会参与意识的增强以及由此产生了对拥有超强体力的女英雄、铁姑娘的推崇，则表明了中国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已经从伦理道德和政策法规两个层面获得普遍的认可[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