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语言·体验语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启发，国内学界普遍关注语言包括现代汉语问题。我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过程中也接触到一些和语言有关的问题，比如“母语的陷落”、“音本位和字本位”、“本体论与工具论”、“同一与差异”、“语言转换与文学发展”等，但这些都是现代汉语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观念之争，和语言学研究有所不同。我想追问的是我们正生活在怎样的汉语世界？我们的母语究竟怎样了？有哪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一直左右着汉语的发展？对此没有清醒估计，不仅文学研究恐怕任何学术操劳的基础便都可疑。 但语言问题很容易混乱而空洞。海德格尔说谈论语言犹如谈论沉默一样危险。索绪尔认为再没有什么比语言学的对象更加变幻莫测。这都是经验之谈。我思考汉语现代化问题，往往苦于不得其门而入。今日汉语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它是一个需要语言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诸学科通力合作的系统工程。而且我怀疑这可能也是个无解的问题。我们生活于其中，有所觉悟，有所警惕，诚心看守语言的家园，或许更重要。海德格尔区分过“研究语言”和“体验语言”，对我启发很大。围绕现代汉语的一些观念之争，仅仅追溯现代汉语这一学科的历史还很不够，应该和国人的语言体验息息相通，比如不妨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运动，使汉语现代化研究进入汉语的体验与创造，这样才能避免把语言当做僵死的对象来“研究”。 比起我自己有限的研究，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围绕汉语的争论所积累的观念史材料自然更有意思。从“五四”到40年代末，知识分子对母语的谈论密切联系着他们所倡导的文学运动，这跟后来与文学运动无关的学院式语言学研究迥然有别，也许不够严谨，却真实地记录了现代汉语的演化轨迹。 整理这一部分材料，应该属于现代汉语史研究的工作范围，但既有的现代汉语史研究更关注成熟形态的语言学学科内部的清理，比如对“国语运动史”、拼音字母、简化字、方言、普通话推广运动的梳理，对现代汉语语法学、修辞学、词汇学以及社会语言学诸分支学科的历史考察，都是用今天的理论审视过去的语言学史，那些无法纳入今天的理论视野的许多语言观念方面的史料就容易被忽略。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例外，是复旦大学中文系高天如教授超越狭隘的语言学，在尊重语言运动实践的基础上触及了围绕语言而展开的意识形态诸问题。他的大著《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199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之后，反响虽好，呼应却不多。 汉语现代化问题：回到开端 这还得从头说起，也就是要回到汉语现代性转化的开端。汉语本来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发展，中间虽有佛典翻译的影响，但只增加了部分语汇，并未引起根本改变。做古汉语研究的人可以看出从先秦两汉到中古宋元以迄明清近代汉语一直都在发展。胡适认为汉语发展本身包含走向现代白话文的潜势，但很缓慢，“五四”一班人出来给这个缓步前行的过程抽了一鞭，才使它加快发展，产生质变。我怀疑这个说法能否概括汉语现代化转变的开端，如果对“五四”这一鞭的具体内涵不能做出合理阐释。 现代汉语转变之初，西方语言对它的冲击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汉语和外来语接触，是导致自身深刻变化的根本原因。有很多学者研究“语言接触”，复旦大学史地所周振鹤教授和中文系游汝杰教授较早进入该领域。这项研究重点是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为了教外国入学汉语，为了把《圣经》翻译成中文，通过编字典和《圣经》翻译而实际展开的语言接触。周、游两位的研究始于80年代，其实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清初精通多种外语的语学奇才刘献庭（继庄）受耶稣会教士编汉语和外语对照辞典的刺激，萌发了参照拼音文字研究中国语言、使传统音韵学走向现代化的思路。钱玄同甚至认为刘继庄《新韵谱》成书的1692年就是现代国语运动的纪元，评价极高。更早的还有王国维，他在1905年发表《论新俗语之输入》、《论近年之学术界》两文，指出维新运动以来西籍汉译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可以媲美汉唐佛经翻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语言学界，陈望道、罗常培两先生较早专门论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语言接触，陈望道《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罗常培《耶稣会教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两文，就是对刘献庭开启的思路更具现代学术眼光的梳理和延展。 这就引起两个问题：1.汉语现代化是中国语言自身的突变还是外力作用的结果？2.现代化之后的汉语形态如何，它的发展将遭遇哪些新问题？第二个问题后来逐渐提出，包含着许多分支问题，异常复杂，暂且不表。至于前一个问题，或许承认外力作用，更符合实际。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认为，语言接触是文化接触的基础，文化接触又须落实到语言接触。比如，只有当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超过输入新词汇阶段而进入改变语法阶段，西方文化才真正深入中国文化内部。列文森所谓“语法”是个比喻性说法，不等于语言学的语法，但也包含后者。黄遵宪、梁启超、王国维都注意到了新术语输入，但新语法的嵌入，论者不多。直到1993年，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现代汉语字汇的形成》仍聚焦于新语汇的增加，认为现代汉语作为新国语之成立，主要是维新运动以来大量中国人把日本人用汉字翻译西方术语的成绩带回中国，改变了汉语基本词汇表。新词汇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导致汉语质变。我觉得列文森的说法虽然早出，却超越了简单归纳法，更具启示性，尽管只是几句猜想。西方文化通过语言冲击第一步带来新词汇，第二步带来新语法。语法改变了，潜在语法下面的思维方式才会改变。不改变语法，光改变词汇，则黄遵宪、谭嗣同的诗文，苏曼殊的小说以及林纾、严复的翻译都还是古文，尽管显示了可观的弹性，足以容纳这些新词汇，但汉语的变化毕竟不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