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3-0126-04 历史从来不是僵死的，它只是沉沉地睡着了，几乎听不到脉搏的跳动和轻微的喘息声。借用陈平原的话说，它需要触摸才能进入。而深入挖掘史料，是激活历史的重要路径和方法。细节当然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全部，但没有细节的历史，无疑是缺乏生命力的历史。同样，没有丰富细节的文学史，也不是丰满的。以“五四”为例，若以1919年5月4日的历史事件发生来说，今年是其九十华诞，我们正是以此时限来纪念它的。但显然，它远远不能，更无法涵盖“五四”。如果从此单向度考察，它仅仅是个小“五四”，只是大“五四”的一个枝蔓。近年来，随着关于“五四”的史料及档案文献不断浮出水面，我们已开始对“五四”进行多元视角的审视，并努力返回历史现场重构历史。事实上，无论是对历史的“五四”，还是文学史的“五四”，许多内容都已经和正在被重新书写。 历史的“五四”与文学史的“五四”是可分的吗？事实上，文学史中关于“五四”的诸多争论，许多是源于对历史的“五四”不了解。文学史的书写者常常自以为其叙述是引论有据甚至论据如山，却往往因史料文献的匮乏而导致结论失之偏颇、简单、肤浅甚至武断盲目。 文学史的“五四”常常是撇开了“五四事件”的“五四”，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提到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很少有文学史说这个职位是黎元洪任命的，好像蔡元培的这个校长是凭空而来。我想，在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中，需要尽量再现历史现场，这对于文学史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为写此文，我特别留意了一下近年来出版的几部文学史著作，把论及“五四”的部分挑出来，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谈，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紧紧绑在一起。这其实也是目前文学史书写上的一个问题，即被许多部文学史约定俗成书写出来的“五四”，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五四”。历史呈现出的多元复杂相貌的“五四”，也许因为书写者习用非第一手资料，甚或因为意识形态化的缘故，在文学史中编排成了单色调的、统一的面孔。以《新青年》杂志、思想启蒙、文学革命、“德先生”和“赛先生”建构起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固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大叙事，但将其放进历史的大视野中去考察，便显出了张力的匮乏。 以下是我根据几部文学史关于“五四”的近乎模式化的书写“新写”的一个“范本”，之所以不提及出自某部或哪几部文学史，仅仅因为这并非某一部文学史在历史书写上的缺憾，而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同时，这也避免了因一己目力不及可能导致的对某部文学史提出批评。恕不揣冒昧猜想，现在至少有一些文学史是为了学科建设或别的什么功利的需要而仓促草就，如若“新写”则最简便，无须查阅原始资料，照猫画虎即可，桌案摆上十部文学史，就可以诞生第十一部，且谁也不好说是抄了谁的。 中国的现代性运动，是由晚清的经学启蒙到文学启蒙开启的先河。清末君主立宪的失败，导致1911年的辛亥革命，随即又发生了袁世凯、张勋两次称帝。同时，一方面，保守的旧的文化势力仍然活跃，如康有为上书提倡尊“孔教”为“国教”，这对新文化势力的凝聚不失为一种反向的推动；另一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领世界思想的新潮是革命，随着新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大量输入，现代中国的文学启蒙很自然地就转化为了新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的发起以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因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的爱国运动而得名，1919年6月“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使运动产生分裂，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运动终结。 《新青年》打出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积极倡导并输入民主、科学、人权、平等、自由等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 《新青年》积极开展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猛烈地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针对中国传统的旧道德，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 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成的统一战线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开始分化，因1917年7月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而引起。《每周评论》率先发表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相继发表知非的《问题与主义》（附胡适按语）、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胡适的《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等。焦点在胡适主张中国的改革要针对具体问题，李大钊主张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蔡元培发表《劳工神圣》。于1919年5月出版的第6卷第5号《新青年》，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顾照雄的《马克思学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文，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1920年夏，陈独秀到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支部，《新青年》杂志社随之南迁，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也随之解体。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四新文化运动落幕。 事实上，文言与白话的论争早在晚清就开始了。“文学革命”的论争之一，是胡适、陈独秀为在“白话文运动”中引起很大反响，由《新青年》自编自导了一出“覆王敬轩双簧戏”。 不用再“新写”更多了。看来，文学史的确需要重写，但如何写？怎样写？还是个问题。以上这段“新写”的“文学史”在观点上自然谈不出什么新颖，因为用的都是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写史所必须的程式化史料。从史的脉络上，不能说不清晰。但历史的脉络又实在不是那么容易就清晰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