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了现代中国，形成了我们的新传统。自由、民主、科学、人权、进步以及新中国、新社会、新诗、新文学等以“新”为特点的一整套规划和实践构成了我们的现代性经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标志性的突破是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言文合一和白话文运动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来说在于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价值空间。而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也因此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获得了崇高的历史地位。周策纵在《胡适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贡献》中说：“从‘五四’时代起，白话文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这件事在中国思想、学术、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都有绝大的重要性，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①白话文运动是一个追求普遍性和同一性的运动。它的后面蕴涵着中国追求现代化和创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主义目标。这种普遍性一方面是寻找世界共同的语言，另一方面是形成民族共同的语言。实际上，现代国语的创造既是一个寻求普遍性的运动，同时又是一个解构普遍性的运动。在近代以前，汉字文化圈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官方文件和文献都是使用“文言”书写的。在东亚，文言具有拉丁文在欧洲同样的地位和作用。文言创造了东亚共同的文化和价值理想，形成了一个东亚知识分子的共同体。但是，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各民族国家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国语）。因此，这个寻求普遍性的民族主义目标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古典的东亚共同体瓦解的过程。现代民族主义语言的追求，导致了东亚以文言为中心的统一书写和知识分子共同体的解体，东亚由大同走向了分殊。每一个了解日本、朝鲜、越南文献的学者都会对此深有感触。不仅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的文献也像中国一样原来都是文言书写的，而且东亚古代的知识分子不用翻译，可以通过笔谈直接互相沟通。此外，甚至古代东亚的文人，不论他是朝鲜、日本，还是越南的文人，都可以在中国朝廷为官。文言创造了一个古代东亚大同世界，成为了东亚知识分子共同的价值空间。当然，这种统一是以民族内部语言与书写、文人士大夫与民众之间的对立为代价。 中国是一个延续了五千年文明的大一统国家。稳定的书写即文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曾经高度评价文言在不同地域与方言之间有效交流的功能。他说：“在这个大国里，各处地方都能彼此结合，是由于中国的文言，一种书写上的世界语，做了维系的工具。”②文言文一直由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传承和使用，这些职业文人形成了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即士大夫传统和文人统治。不过古代文言在创造这种东亚共同体及其同一性的同时，却在社会内部造成了分裂。文言即掌握书写特权的文人成为了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在外国的“文人”可以入朝为官的同时，中国的不识字者却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和参与国家政治的可能性。布鲁斯特在《中国的知识底奴役性及其解放方法》中指出：“古典的汉字，必然发展了一种特殊利益阶级。不管哪个国家，如果诵读和书写的能力只限于知识阶级(literary laste)的时候，那么，这个阶级的人们就必然获得政权，而且永远掌握着它。”③黎锦熙抱怨：“中国两千年来的文字统一，实在不过少数智识阶级的文字统一，实在不过少数智识阶级的人们闹的玩意儿，说的面子话。纵然他们彼此共喻，似乎得了文字统一的好处；也只算统一了上层阶级，民众实在被屏除在统一之外。”④ 晚清，在西方的暴力入侵下，中国的“天下”破裂了，并且被迫卷入到了现代建筑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世界”之中。西方民族主义成为了普遍性，反过来，中国“天下”成为了特殊性。中国为了获得普遍性而必须克服自己的特殊性。“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了中国将自己结合到普遍性中的运动。在语言上，这表现为激进的废除汉字和实行拉丁化的主张。日本、韩国、越南早已经创造了拼音文字，但是，拼音文字一直受到汉字和文言的压抑。在殖民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一个脱离汉字书写而进入拼音化的过程。尽管中国没有像土耳其一样事实上放弃自己原来的书写完成拼音化，但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对拼音化表现了高度的热情，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表现了对“世界语”的狂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语”则被称为“普通话”。总之，白话文运动和拼音化运动包含了一个寻求普遍性的冲动。谭嗣同在其鲜明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及其“冲决网罗”之精神的《仁学》一书中，表达了一种激进的自由主义观点，体现了一种彻底的世界主义精神。他猛烈抨击了被认为阻碍了自由交流的汉字：“又其不易合一之故，语言文字，万有不齐；越国即不相通，愚贱尤难遍晓。更苦中国之象形字，尤为之梗也。故尽改象形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则地球之学可合而为一。”⑤对拼音化的憧憬和向往体现了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启蒙主义的普遍性的憧憬和向往。他们希望中国摆脱野蛮落后的象形文字，获得与世界共同一致的“文明”语言。 中国现代的历史是一部知识分子寻找和创造自己语言的历史，从“五四”白话文运动到19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清晰地显示了这种历史的脉络。房德里耶斯说：“语言是最好不过的社会事实，社会接触的结果。它变成了联系社会的一种最强有力的纽带，它的发展就是由于社会集体的存在。”⑥彼得·特鲁基尔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价值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⑦中国向现代政治、思想、文化的每一次突进都伴随着语言的改造和变化。今村与志雄在《赵树理文学札记》中谈到文学大众化的时候说：“如果我们看一看提倡文学大众化的四个时期，就不难发现，每次讨论都处在中国民族的存亡危机时期。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学大众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⑧ 晚清，在民族危机的威胁下，掌握着书写特权的士大夫阶级与大众之间的隔绝与对立的状态，不能适应民族主义动员的要求，受到了维新知识分子的普遍诟病。为了扫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这种隔绝与对立，为了拆除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掌握书写特权的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壁垒，从晚清开始了白话文运动和言文合一运动，扫除这种文与言的隔绝与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