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學者，在公開場合發表演講有兩種策略，一是“小題大做”，一是“大題小做”。這有點像寫論文，必須先設定讀者：面對公衆發言，你得乾脆利落，越簡單明了越好，不能雲山霧罩，把聽衆繞糊塗了。但如果是面對同行，則不能爲追求暢快淋灕而簡化論證的過程，要講清楚問題的複雜性，相信聽衆有獨立審視的能力。今天在座的，多具備文史方面的專業背景，因此，我可以放開來，談我正在思考的問題。換句話説，今天的演講屬於“思想的草稿”，不够完美，尋求的是對話的空間以及突圍的可能性。 閱讀“中國現代文學”，可以有很多角度。從“物質文化”入手，在我看來，不僅合情合理，而且頗有新意。而所謂文學的“物質性”，不外乎作爲文字載體的報刊、書籍，作爲生產者的報社、出版社，以及作爲流通環節的書店、圖書館等。今天的探討，就從作爲“物質文化”的書籍入手，希望這樣迂回而且迂闊的論述，對人對己都有啓發。 一 關於書籍及印刷史 中國大學裏，開設有關“物質文化”課程的，主要是人類學系、歷史系以及工藝美院。不過，談論物質文化、日常叙事、城市生活、消費社會等，如今成了史學研究的新時尚。文學史家也不例外，逐漸關注歷史上以及現實中與衣食住行相關的各種“物品”的生產、流通、消費；探究“物品”的材料、工藝、科技、風格；甚至考察隱藏在此“物品”背後的價值觀、審美觀、政治權力以及文化思想。當然，作爲文學史家，最容易入手、且最有成效的，莫過於考察書籍的歷史。 不必專修圖書館學，凡念過文化史的，大都會關注作爲物質文化的書籍，比如，翻翻劉國鈞的《中國書史簡編》或張秀民的《中國印刷史》等。這裏想優先推薦錢存訓的若干著作。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曾稱，卡特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和錢存訓的《書於竹帛》乃書史研究的雙璧。錢書1962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初版，2004年增訂再版；中譯本改題《中國古代書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5刊行，而修訂版《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録》，2002年由上海書店出版社推出。錢先生還有以下幾種談論紙張、印刷和書籍的著述：《中國科學技術史：紙與印刷》、《中國書籍、紙墨及印刷史論文集》、《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等。若想了解錢存訓的學術經歷及治學特點，建議閱讀其連載於2007年《萬象》雜誌上的《留美雜憶》，還有同年11期《萬象》上所刊許倬雲的《温良正直，博厚高明——錢存訓〈留美雜憶〉序》。 走出中國書籍，放眼人類文明史，有三種繁簡不一的“書史”值得推薦。法國人Blaselle那本《滿滿的書頁》圖文并茂，可作爲“開卷有益”的休閑讀物；巴比耶(Frederic Barbier)的《書籍的歷史》複雜些，但仍屬於知識積纍與普及。費夫賀(Lucien Febvre)和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所著《印刷書的誕生》可就不一樣了，那是法國年鑒學派的力作。我們知道，傳統的版本目録學、書籍出版、藏書樓及圖書館研究，以實證爲主，以資料見長，“博學”多於“深思”。而文學史或思想史研究，則大都擅長文本分析，注重闡釋與發揮，對於書籍報刊的物質屬性及其生產－閱讀－傳播等，缺少必要的關懷。關鍵在於，如何跨越“物質”與“精神”的鴻溝，建立起對於人類文明史的有效闡釋。 《印刷書的誕生》前七章，因有書籍研究的長期積纍，加上社會經濟史的問題框架，從材料與技術、生產與流通、“地理學”與“生意經”入手，談論書籍時，可謂得心應手。至於“書籍之文化作用及其影響”，本應是全書的亮點及關鍵所在，僅靠第八章“印刷書：變革的推手”顯然不够。由於概念工具的缺乏，以及費夫賀的過早去世，感覺上，這書雖好，還缺最後一口氣。即便如此，這書仍是我們今天展開討論的重要基礎。這裏引費夫賀所撰序言及《印刷書的誕生》結尾的兩段話，看此書的理論意識：“我們試圖厘清，印刷書所代表的，如何、爲何不單只是技術上巧妙發明的勝利，還進一步成爲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推手。”“書籍產業爲牟取經濟利益而鼓勵書刊以民族語文出版，最後則助長了這些語文的茁壯，同時造成拉丁文的衰微。如此發展不僅決定了歐洲語文往後的命運，也確實標記著一種廣大民衆文化的濫觴；此一歷程一旦觸發，便會導致深遠而難以逆料的影響。各種的方言，受惠於印刷機的力量而勃興，終究瓦解了萬流歸宗的歐洲拉丁文化。” 相對來説，中國人已有的印刷及書籍研究著作，雖則精細，但缺乏此類大視野。當然，我們今天的研究，還是極大得益於前人此類書史著述。比如葉德輝的《書林清話》、陳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劉國鈞的《中國書史簡編》，以及潘吉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等。這方面的研究，集大成的是張秀民的《中國印刷史》，此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861頁，已是皇皇巨著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刊行插圖珍藏增訂版，更是可觀。此外，若研究近代以降的書籍與報刊，最值得推薦的，是張静廬輯注、1950年代陸續刊行的《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中國出版史料補編》等；這套七編八册的大書，對研究者很有用，故幾年前上海書店出版社以影印方式重版。近年刊行的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含古代2卷，近代3卷，現代3卷，搜集史料甚豐。另外，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也是不可多得的好書。 好，就説這些，大致了解前人所做的書籍史方面的工作，再繼續往前走。 二 關於文學的“物質性” 一百年前，梁啓超將報章作爲“傳播文明三利器”之一，予以大力提倡，此舉確實很有見地。20世紀的中國，其社會生活與文化形態之所以迥異於前，報章乃至廣播、電視等大衆傳媒的迅速崛起，無疑是重要因素。從1872年發行不足千份的《申報》，到今日幾乎無遠弗届的衛星電視，大衆傳媒的勇猛擴張，讓我們切實感受到什么叫“生活在大衆傳媒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