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小妮和她90年代以来的诗：个人化 在中国当代诗人中，尤其是女诗人中，也许，没有哪一个人比王小妮更为独特，更为个人化。如果说翟永明因为禀受着时代的使命，身上有着太多的时代光影和印痕，而使她和她的诗无法不属于一个特定的时代，那么王小妮则由于过分内倾的个人化写作，而更属于她自己。属于她自己，因而也就更属于诗。她因为属于自己而成全了诗，因为更属于诗而成全了一个诗人的真正的自己。这个诗人的自己，就是她个人化的写作风格。90年代，有那么多诗人的写作，诉诸个人化，为了寻求到真正的自己；可是却也有那么多的诗人在寻求自我的个人化中沉迷于过程本身，而“忘记了生命的来路”，成为一个个“迷途的女人”（翟永明），在那儿热烈的讴歌着感官和躯体。道德和名誉的海上，不仅有鲜花，也有欲望的篮子。然而选择鲜花的注定要在美的讴歌中得到升华和超拔；提起欲望篮子的，终会因沉重而坠落和下滑。在90年代的中国诗坛上，太多的诗歌写作者、文学写作者都在个人化的迷途中，因过分沉醉个人化而丧失自我并坠落和下滑，只有少数的幸运者能够在欲海中撩开迷雾而得以超拔，瞥见“哈尔盖上空那点点的星光”（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而在道德的海上采摘到真正诗歌的鲜花。 在这个意义上，王小妮90年代孤军奋战的个人化写作，显然属于得到超拔的少数幸运者，因而她的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化，一种没有迷失于路途而抵达了终点的个人化，一种最终被实现了的个人化。这种个人化使她既置身于时代之中又逃逸于时代之外；使她既在红尘闹市里平凡的生活，又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里安静的写作和思索，思索：“只为自己的心情，去重新做一个诗人”。这思索，意味着她和不成熟的过去做一个诀别，一种写作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的诀别。从此她将《紧闭家门》，《在白纸的内部》，《通过写字告别世界》而彻彻底底的进入个人化的写作和生活的境界，而不再在乎什么。而只在《最软的季节》里《活着》去静静的欣赏在《晴朗》中成长并盛开着的《十枝水莲》，体悟“怎样沉得住气学习植物简单地活着”，在《我爱看香烟的排列形状》里“伸出柔弱的手托举那沉重不支的痛苦”，从而成为一个“在一个世纪末尾，意义只发生在家里”的《不工作的人》，“久坐不动成为全身平静的寺院”的《不反驳的人》。这就是王小妮和她90年代以来个人化风格的诗。 二、冲突、转型与剧变 80年代的王小妮还不能算一个十分出色的诗人，如果用徐敬亚的话来说：“如果王小妮停留在80年代初——她，甚至还不是诗人，不够诗人”（徐敬亚《一个人怎样飞起来》）。但是80年代的《印象》、《风在响》等诗已经预示了一个诗人“最初的真诚与清新”（徐敬亚语）而使她“奔走在阳光里”。并且正是这“最初的真诚与清新”，当高度个人化、女性化的大众消费文化的90年代来临的时候，王小妮个人内在的诗性天赋就与这个千载难逢的女性化时代相遇合，而在诗歌写作上发生了一种断裂性的现代转型。使其始而产生“忽然的阴影与迷乱”，继而表现了“超然的放逐与游离”（徐敬亚语），而最终成就了她90年代以来独树一帜的个人化诗歌风格。这“忽然的阴影与迷乱”无疑就是她处于特定历史时代转型期，内心的自我反思与冲突；“超然的放逐与游离”则是内心冲突与时代转型的结果造成了其诗歌的个人化转型。这样正是时代的转型造成个人内心的冲突，而当个人天赋的才情与个人化、女性化时代的偶然相逢时，就注定铸就了诗人个人化诗歌风格的必然转型，这就是王小妮和她90年代以来诗歌转型的原因。 80年代中后期，是女性主义高飙独举、标新立异、高举旗帜而自我张扬和叫嚣的时刻。时代扬起的女性主义波澜，迅急地波及了每一个女性内心的琴弦，它让女性真正思索自我和性别的关系与含义。它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王小妮那时刻在沉思着的心灵，正是这种沉思泛起她内心的波澜与冲突，于是有了《应该做一个制作者》中的这样一些诗句：“我写世界／世界才低着头出来／我写你／你才摘下眼镜看我／我写一个我／看见头发阴郁该剪了／能制作的人／才是真正的了不起”（王小妮《应该做一个制作者》）。在这些诗句里，微微的透露出了王小妮的女性主义意识。然而这种女性意识只是表现为她内心中理智的清醒、自觉与独立，并未演变成女权主义的行为艺术的身体写作。相反，这种女性主义的思想在她那里，好像只是偶尔划过她心灵天空的一道闪电，她既不需要策略性张扬性别意识的身体写作，因而也就无需再经历女性主义写作必经的阶段——去性化写作。作为一个女性诗人，她就这样无需付诸性别写作的行动，就轻轻地在思想上超越了那个性别政治含义上的女性化的自己，女性主义差异与认同的过程在她思想里是以闪电的速度完成的。她并不关心那个作为性别含义上的小我的自己，而真正关心的是去掉所有性别政治属性与含义的大我的自己。这样就使她轻轻的化解了女性主义撞击带来的内心冲突，而只剩下时代巨变造成的内心波澜。 面对90年代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商品化造成的感性化社会，王小妮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已不再适应群体歌唱的集体写作，而进入到了一个微观、多元的个人化发展阶段，以往那种宏大写作已不能表现当下泥沙俱下的复杂社会现实，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非诗化的时代，诗歌正面临着一场重要的变革。在这个时代里，诗与非诗、伪诗良莠不齐的混杂在诗坛上，诗坛现状正如舒婷的诗所言：“伟大题材伶仃着脚／在庸常生活的浅滩上／濒临绝境。”（舒婷《伟大题材》）于是要适应时代，而又不被这个高度物化而疯狂的时代所同化，就只有改变和突破以往的诗歌观念和写作方式套路的束缚而采取个人化的经验表述方式。这正如她对徐敬亚所说的：我感到了一种套路，按照这样写下去，我可以写很多，但我一首也不想再写了。于是，她决定不再采取那种面向时代的那种集体歌唱性质的宏大诗歌写作，而是采用个人化的写作方式，让诗歌回到广阔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在诗与思的双向沟通拷问中，在形而下的时代里，展开个人与生活、与时代、与人生、与世界的一场形而上的对话。这就是时代转型剧变导致王小妮等诗人的个人化诗歌风格转型巨变。这似乎是一条更为艰难的路，但是，她已下定决心：只为自己的心情，重新做一个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