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曹征路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地带，密切关注着三十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场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社会大变革。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作品不是那种花团锦簇、莺歌燕舞似的时代装饰物，也不是貌似揭露、实际肤浅的所谓“官场文学”。他陆续发表的《那儿》、《霓虹》、《豆选事件》以及这部《问苍茫》等，在以“现场”的方式表现社会生活激变的同时，更以极端化的姿态或典型化的方法，发现了变革中存在、延续、放大乃至激化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曹征路承继了百年来“社会问题小说”的传统、特别是劳工问题的传统。不同的是，现代文学中包括劳工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小说”，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下展开实践的，它既是五四时代启蒙主义思潮的需要，也是启蒙主义必然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劳工神圣”是不二的法则，劳工利益是启蒙者或现代知识分子坚决维护或捍卫的根本利益。但是，到了曹征路的时代，事情所发生的变化大概所有人都始料不及，尽管“人民创造历史”、“工人阶级”、“社会公平”、“人民利益”、“劳动法”、“工会”等概念还在使用，但它们大多已经成为一个诡秘的存在。在现代性的全部复杂性和不确定中，这个诡秘的存在也被遮蔽得越来越深，以至于很难再去识别它的本来面目或真面目。无数个原本自明的概念和问题，在忽然间变得迷蒙暧昧甚至倒错。于是，便有了这个“天问”般的迷惘困惑又大义凛然的《问苍茫》。 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究竟该如何评价曹征路多年来的关注和焦虑，究竟该如何指认曹征路的立场和情感，该如何评价曹征路包括《问苍茫》在内的作品的艺术性？这显然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现代性过程中的另一种历史叙述 《问苍茫》在《当代》杂志发表的年代，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各个领域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或会议。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央视推出的13集电视纪录片《改革开放30年纪实》。央视在介绍这部电视片时说： 这是一部全景式记录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成就的大型电视系列片，它高度浓缩了三十年来中国在农村、国企、经济体制、收入分配、金融、对外经贸、政治体制、干部人事制度、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发展、社会保障、就业体制、国防军事、统一大业、对外交往及党的建设等各方面所发生的重要变化，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向世人展示出“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与精神内涵。① 30年，各个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就这样一起建构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客观地说，30年来的伟大成就举世公认，就连那些“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的改变，是伴随着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一起发生的。因此，肯定成就是我们的前提。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还有没有被叙述的历史，还有另外的历史也同时在发生。这个历史，就是《问苍茫》中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我们首先感到“苍茫”的不仅是那些还在使用的“知识”和“理论依据”，重要的是这些“知识”和“理论依据”与现实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面对现实它的阐释是否还有效。 1918年11月15日、16日，那是“五四”运动的前夕，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行演讲大会，庆祝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参加大会的有三千余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了会议并两次发表演讲。在16日的演讲中，他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并向人们指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1919年5月1日，北京《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纪念这个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三天后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期间李大钊在自己负责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他在文章中说：“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特别是6月3日以后，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屈服，“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从此，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中，工人阶级一直作为中国现代革命的主导力量而存在，毛泽东甚至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主张。但是，无论是阶级问题，还是工人阶级的地位问题，在现代性的不确定性过程中，因其模糊性遭到了质疑。《问苍茫》中来自四川的五级钳工唐源曾向“知识分子”赵学尧“请教”：“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不对？对呀。既然是初级阶段，那阶级斗争在啥子阶段熄灭的？”“从前没得多少工人的时候，全国也不过两百万的时候，天天都在喊工人阶级，劳工神圣，咱们工人有力量！现在广东省就有几千万工人，怎么听不到工人阶级四个字了？我们是啥子人？是打工仔，是农民工，是外来劳务工，是来深建设者，就是不叫工人！” 这样的问题是赵学尧这样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回答的。改革开放以来，理论上的这些问题因“不争论”被悬置起来。当年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是有道理的，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中，“姓资”“姓社”的问题在机械、僵化的理论框架内的争论将永无出头之日，如果争论，中国的改革就难以实践。但是，当改革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现实出现问题逼迫我们作出理论解释的时候，我们却两手空空一贫如洗。于是，当工人罢工时，身为宝岛电子厂书记的常来临说：“你们有意见就提，公司能满足就满足，不能满足就说清楚。不要动不动就闹罢工，那个没意思。你们有你们的难处，老板也有老板的难处。老板就不困难吗？为了找订单，她几天几夜都没合眼了。没有订单，我们就没有活干，没有活干大家都没有钱赚。大家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个道理不是明摆着吗？”当年李大钊的“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的理论在这里没了踪影。常来临书记的立场非常明确：老板的难处就是大家共同的难处，没有老板大家就都没有钱赚，大家都不能活命。因此，老板才是“本位”、资本才是“本位”。当然，包括宝岛电子厂的工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他们来自贫困的乡村，是为生存不惜任何代价讨生活的。“工人阶级”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现实的全部复杂性使90多年过去后，不再困惑我们的问题才又一次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