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9)01-064-08 重返史铁生成为“重要作家”的历史现场，并非出于对史铁生的思辨性与深刻性的质疑，而是源于我们与文学史之间“相互警觉和怀疑的关系”[1]。作为一个因特殊遭际而系身“心魂书写”①的作家，史铁生与历史语境、文学批评、阅读“惯例”、文学史写作之间长期存在着紧张、突围与相互妥协的话语关系。生存环境、文人“圈子”、文学“成规”与制度化环境，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史铁生及其写作的排斥、导引与形塑。这种不甚对称、不断流变的互动，共同建构了现有文学史谱系中史铁生的“重要”形象，影响了他写作可能性的展开向度与限度。 一 史氏的最初写作与主流意识形态是高度“匹配”的。“文革”后，批判“极左”政治成为国家“拨乱反正”的文化—政治策略，作家都以“‘文革’乃至整个革命历史为‘他者’”，“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2](P3)对那个时代的“语法”，史是熟悉的。他的最初作品（《爱情的命运》，1978；《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79）皆以“受害者”之个人“伤痕”隐喻国族政治的病异与自我更新。但史对此兴趣短暂。身为“灰五类”子女，他有个人的伤痛记忆（参见《奶奶的星星》）。他无法真正沉入“主流”。因为，“拨乱反正”表述的是个体关于社会、历史的观感，是对“社会的事”的讲述。而于史而言，“灵魂的事”更让他郁积于心、长歌当哭。猝不及防的双腿致残，使他在生活与写作上都与同代人若即若离。他曾几次自杀未遂。若说时代的公共敌人是专制，那么，他的敌人则是不可理喻的命运。命运的荒诞与残酷使他的写作“在震惊和悲愤之中，问题直逼那主宰一切人之命运的上帝。”[3]这必然削弱丁史对有关国族政治的意识形态故事的兴致，视角很快转向被命运播弄的不幸个人。一双兄弟突遭不幸命运（《兄弟》），残疾青年在无聊中做着白日梦（《午餐半小时》），一个偶然的姑娘照亮“没有太阳的角落”（《没有太阳的角落》）。这些作品，透露出边缘人生的庸常、绝望与激愤，这类与公共“语法”“脱轨”的个人故事，在当时文坛缺乏适宜的生存空间。 北京“今天派”的“圈子”给史提供了机会。史很早即与北影厂导演柳青（梅娘之女）保持通信。他还在地坛公园结识徐晓。通过徐晓，史有机会参与了赵一凡的地下“沙龙”，接触到各种“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今天派”对史走上文坛及其现代主义式生存体验皆有影响。《兄弟》、《没有太阳的角落》在1979年《今天》上发表。这使史在高端读书界中引起关注。季红真回忆：“一次，在别人家里看见了几本油印的《今天》。随手翻阅，即被史铁生的几篇小说吸引住了……《午餐半小时》和《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都充满着绝望而温馨的气氛，那份忧郁，那份无言的激愤，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无论主题还是风格，在当时一片莺歌燕舞、豪言壮语的正式出版物上都是看不见的。不久，《今天》在吉大的同学中悄悄流传，引起纷纷议论。”[4] “圈子”的鼓励与史内心的郁积深相激发。他迅速走向个人“心魂”故事的叙述。1981-1985年，史接连发表了《秋天的怀念》、《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夏天的玫瑰》、《足球》、《命若琴弦》、《合欢树》、《来到人间》等以个人命运为主题或背景的作品。这些“心魂”书写，展示着不幸者（尤其残疾人）的内心境遇。瘸腿小伙子梦见自己“赤身裸体地走着，两条变了形的残腿非常刺眼、丑陋”，在鄙视中无从躲避。在现实中，他的尊严也被人漠视。他与姑娘约会，别人随意闯入（《山顶上的传说》）。另方面，这些作品又力求“为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答自己问》）在惨烈命运之下，人会时刻挣扎在死（自杀）的边缘。史告诉自己：“何必这么急着去死呢？死是一件无需急着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毒药》）人，更应活着，且要努力去“粉碎那场命运之神导演的阴谋”。为此，史提倡“从抗争中去得些欢乐”，抗争方式亦索诸于己。《命如琴弦》中的老瞎子牢牢记住师傅的“药方”，然而，他最终被告知所谓“药方”只是一张白纸。但老瞎子在精神崩溃边缘突然发现了人生的真相： 老瞎子的心弦断了，准确地说，是有一端空无所系了。一根琴弦需要两个点才能拉紧。心弦也要两个点——一头是追求，一头是目的——你才能在中间这紧绷绷的过程上弹响心曲。……他一路走，便怀恋起过去的日子，才知道以往那些奔奔忙忙兴致勃勃的翻山、走路、弹琴，乃至心焦、忧虑都是多么欢乐！那时有个东西把心弦扯紧，虽然那东西原是虚设。 史彻底明晓了生命的根底。在《清平湾》中，史为荒凉的内心寻求几许外在温暖，《命如琴弦》则从生活本身淘洗出对抗荒诞的力量——任何目的都将虚无，人生要在追求、抗争的过程中感受生命的欢乐与尊严。生命的“过程”，成为史“精神自救”的命途——“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躜动，匆匆忙忙，象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这是史个人的精神寓言。 1985年，《清平湾》获1983年度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据说因歌颂了劳动人民的美）。当时该奖项具有高度权威，史铁生一举成名。十月文艺出版社迅速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为名推出其小说集，“全国数十家报刊、电视台的记者、编辑蜂拥到他家”[5]，史铁生不堪其扰。然而，该奖似乎更多地反映了批评界在当时评奖机制下对读者反应的消极认可，不能激发读者的积极兴趣。在1980-1985年，日后被目为“重要作家”的史铁生遭到“冷待”。八十年代是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批评界对《伤痕》、《乔厂长上任记》成篇累牍地“讨论”，对美得令人沉醉的《清平湾》、痛得颤人心弦的《命如琴弦》却吝于笔墨。这缘于史与当时语境、文学成规、氛围、批评等制度化环境的“脱轨”。恰如程光炜言：“我们是首先‘相信’了作品周围的‘这些因素’，也才‘相信’作品告诉我们的那个‘故事’的。”[6]“周边事件”总是先于作者而被预设，而史的讲述不符合这种预设。数年后，吴俊追述了当时批评界的不满，“当年知青的插队生活人人皆知有多么的艰苦，且不说其中还有的猜忌、倾轧、暴力、谄媚等等无耻之行，但是，在《我那遥远的清平湾》中却只有牧歌，在《插队的故事》中也只剩温情，所有的卑鄙肮脏都到哪去了？这是史铁生的美好的愿望或心态，还是他的软弱与难以正视现实？”[7]显然，在“改革开放”之初，批评界已将作家身份预定为意识形态批判者，将“‘历史／人’的关系，‘文明’与‘愚昧’之间‘必然’的冲突……等等”“第三世界的‘国家寓言’”设定为“当时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中的一种知识谱系”[8]。史无法在此类国族谱系中获得有效编码，他的作品不能提供“文明”观看“愚昧”的经典故事，也不暗示民族朝向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他只能成为新时期文学建立自身“传统”的过程中歧异的“杂质”，批评界不能也不愿指认他的写作身份。这不免风险丛生：倘不能进入评论家的视野，不进入甄别、排名与叙事的程序，他就不可能踏上“经典化”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