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研究，大体上讲，有四个不同的路向：一个是文本为中心的客观主义研究，一个是以作者为中心的修辞研究，一个是以策略和技巧为中心的叙事研究，一个是以读者的阅读反应为内容的阐释学研究。“客观主义”致力于研究作品的结构和肌理等“内部规律”，“修辞研究”试图从作者的角度说明小说本质上是一种针对读者的充满目的性的“说服”行为，“叙事学”的任务是通过对文本的研究来揭示小说的叙事模式，“阐释学”则将焦点集中在对读者解读作品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考察上。这些研究互相推激，构成了一种积极的互补关系，使得现代小说研究趋于完整和自觉。然而，这些理论似乎都忽略了“人物”，忽略了与“人物”有关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这与中国小说的叙事经验有着明显的不同。正像聂绀弩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不同，中国传统的史，都是以人的活动为纲，写人物性格，写他的感情，他对事物的直觉和如何解决，近年来我们也学了外国的一套方法，写历史和事实都看不见人，看见的尽是些政策措施。我们中国的史书，既是史也是文学，因为它真切动人，这个好处现在没有了。”① 小说的核心是人物，而不是别的。小说家的根本任务，则是写出活泼泼的人物。小说是处理人物与作者、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的一种艺术。这些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关系，体现出作者如何对待人物和读者的心情态度。小说修辞研究在其初始阶段虽然注意到了“道德性”因素的存在，也强调了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但是，它的反驳对象是“客观主义”，所以，也只是从作者介入的“责任伦理”的角度强调了这一点，而没有从人物的角度，从人物的人格尊严、情感自由和思想独立的角度，限制作家的主观任意性，限制作家对人物权利和尊严的轻慢，以免将人物降低为无生命的符号和承载观念的工具。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反对作者任性的“独白”，这虽然有助于人们警惕作者的“独裁”，但是，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验绝对化了，所以，最终未能把自己的理论升华为包含了丰富的经验内容的“小说伦理”，而是降低为一份充满偏见的起诉书——对托尔斯泰、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作者的“独白”叙事的起诉书。 所以，有必要从“小说伦理”的角度来研究影响小说叙事的复杂因素。比如，从中国当代小说的独特经验来看，就存在着两种力量的冲突——作者处理自己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的“内部伦理”，与体现着意识形态要求的“外部规约”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是如此普遍和强烈，以至于我们要说，如果忽略了对这一冲突的关注和研究，我们就无法揭示当代小说创作的主要矛盾，就无法解释影响当代小说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无法说明为什么那么多有才华的小说家束手无策，寸步难行。 小说的内部伦理是指小说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必须把人物当做绝对的中心，一切围绕人物运转和展开。作家的叙事和描写必须从人物的体验和境遇出发，必须尊重人物自己的情感和人格，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爱和恨、思考和行动。事实上，光有尊重还不够，作家还应该爱自己笔下的人物，即使面对的是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和罪错的人物，也要写出他的尚未泯灭的人性之光，写出他的性格和气质，写出他的疼痛和哀伤。小说家当然可以讽刺，甚至可以鞭挞，但是，讽刺不能降低为人格羞辱，鞭挞不等于肆意地发泄仇恨。小说中的人物，固然有性别、年龄、国别、种族、宗教甚至阶级方面的不同，他的情感和行为固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政治背景的影响，但是，作家不能先验地把这些因素凝定为抽象的原则，进而按照这些外在的原则来曲解人甚至肢解人。总之，作家既不能根据作家自己的随意的想象或者简单的理解来役使人物，使他沦为作家话语暴政的奴隶和牺牲品，也不能根据抽象的教条和偏见来塑造人物，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写出有个性、有尊严、有生命的人，而不是制造出一堆分裂的话语碎片。 然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经过包括批《武训传》、批胡适、批俞平伯、批胡风、批“丁陈”、批“黑八论”、“反右”等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经验，都被宣判为反动的异端，都遭到了彻底的清算，同时，新的文学规约制度也以一种极具主宰力的方式建立起来了。在新的文学法典里，真实性必须服从倾向性，而阶级性则不仅高于人性，而且还排斥和否定普遍的人性。新的叙事伦理按阶级属性把人分成不同的类别，对人的情感进行简单的政治定性和道德评价，在敌与友、好人与坏人、进步与落后之间，划出不容凌越的界线。表现人物尤其是所谓“英雄人物”精神上的“落后性”和情感世界的复杂性，不仅是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塑造“领袖”形象必须是“光辉”的，刻画“工农兵”形象必须是“完美”的，正像聂绀弩在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写书记要写成都是英雄都是神，可是写出来群众不爱看，他妈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书记，毫无缺点的人物你怎么写？康生说，你们为什么都搞到古典那里去了呢？其实为什么，不是很简单吗？现代的东西不能搞，一搞就错，越是现代的题材越不能搞，你写毛、周，你敢写？写一笔都有无数人给你指手画脚，所以只好搞古典的东西，使现代文学开倒车”②。知识分子和其他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的社会阶层，只能做“正面人物”的陪衬，甚至只配被丑化地描写，否则，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进入那个“红彤彤”的叙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