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77(2009)01-0043-06 建国之后受到批判的第一篇小说是《我们夫妇之间》，这是萧也牧的一个短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对出身不同的夫妻进城后思想上出现矛盾，调和矛盾重归于好的经历，小说发表后反响非常大，《光明日报》等四家报刊发表了推荐文章，上海昆仑影片公司很快将它推上了银幕。当时的许多批评家都认为，这是一篇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作品，情节单纯明显，描写细腻委婉。尤其在语言上更显得生动朴素，读起来也动人，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感染力的短篇。但是很快形势急转，批判是从1951年6月开始的，《人民日报》、《文艺报》同时发表文章批评萧也牧及其小说。《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一文说，近年来文艺创作思想上存在着一种“脱离生活，或者是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不健康倾向”[1]。文章还认为《我们夫妇之间》的主要问题，小说描写夫妇之间的矛盾，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两种思想斗争庸俗化了；歪曲了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和丑化了工农干部。这篇文章是一个信号，不少报刊从此对萧也牧创作展开批判。丁玲此时发表文章指出，对萧也牧作品必须“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因为它“已经被一部分人当着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2]。小说被从阶级的角度来解读是很正常的，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传统是倾向于从这个角度分析文学作品的价值的，另一方面在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的危机与变革中，阶级性质还是一个斗争与自我约束的工具。也正是这样的环境给小说的解读带来另外的空间，据作者自己说，他写《我们夫妇之间》原想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新的人物。 批评者们和萧也牧之间存在严重的误解，萧也牧是一个敏感地觉察时代需要的知识分子，批评家关注的是他展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矛盾，尽管平反以后人们给它的评价还是“干预现实的好小说”[3]，对于他要塑造一个“新的人物”的初衷却集体忽略和误解了，这个新人物是一个新妇女——“我的妻”。1950年是新中国的建立初期，是一个树立政治权威、新社会规范、新人伦秩序、新生产关系的年代，这需要有新政策的推动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革新，也需要具有巨大稳定性的道德力量的协助完成。可以说，叙事作品之所以追求新人物的描写也是出于时代的需要，新人物所表现的那种理想的人格精神力量，热烈的投入革命的激情，一心一意忠诚于革命和国家等，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凝聚力，重整支离破碎的世道。“我的妻”原来是一个倔强认真的革命者，“我”也是因为这个爱上她的，但是进城后，我对她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从基本的外貌打扮到性格都产生了厌烦情绪。 妻子调走以后渐渐发生了“转变”，服装渐渐整洁起来，“他妈的”“鸡巴”一类口头语也没有了，见了生人也有礼貌了，用妻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组织上号召我们：现在我们新国家成立了！我们的行动，态度，要代表大国家的精神；风纪扣要扣好，走路不要东张西望；不要一边走一边吃东西，在可能的条件下讲究整洁朴素，不腐化不浪费就行。”我们之间矛盾的解决不是自己调解而是另外的力量促使的，首先是我对于矛盾的认识——“我对她依然还很留恋，还没有决心和勇气断然和她决裂！特别是当我比较清醒的时候，仔细想来，我们之间的一切冲突和纠纷，原本都是一些极其琐碎的小节，并非是生活里边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决心用理智和忍耐，来帮助她克服某些缺点！”最根本的东西没有说是什么，可是我们能猜测是共同的革命经历和信仰，甚至可以延伸出对于新生国家的热爱与忠诚。其次是妻子的转变，她的某些观点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甚至因为以前自己看不上的女工打扮，认真地教训起我来了：“你不能从形式上、生活习惯上去看问题！她们在旧社会都是被压迫的人！她迫切需要解放！同志！狭隘的保守观点要不得！”妻子的转变应该归结于“她又学了一套新理论啦！”，所以妻子已经从对于一个阶级的朴素认同转变成对于一个新兴国家的认同。大到国家政党的政策都表现出一种宽容与涵纳的意识，建国初期的新气象里文明的概念与新生，脱胎换骨一样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在趣味的对立，价值观的抵触上起到了调和的作用，不说脏话，注重仪表，与对一个新民族新国家的呼唤是殊途同归，它从生活方式入手，想象并虚拟一个新的社会，生活风格，话语，肢体语言，性，交往等方面都包括在内。比如民国初期宣布废除“老爷”、“奴才”等不平等称谓，代之以“先生”、“小姐”等平等称呼，然而在后来的极左时期，“先生”、“小姐”成为极其难听的骂人的话，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称呼的转变是和不同的想象有关的。我的妻现在所担任的工作是女工工作，在那些女工里边，也有不少擦粉抹口红的，有不少脑袋像个“草鸡窝”的……可是她和她们很能接近，已经变得很亲近。转变与亲近的原因就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对现实有了新的认识，从一个单纯朴素疾恶如仇的革命者的立场转变成包容宽广高瞻远瞩的建设者的立场。 这里存在着一个看起来水火不容的矛盾：在“讲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故事”的过程中，阶级的故事与新兴国家的故事的矛盾。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就以阶级这一现代性概念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细致分析，而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精辟地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地位做了一个颠倒：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否定了“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准——西方文化模式，建立起另一个标准——中国大众（主要是中国农民）的需要，他强调知识分子唯有背叛自己的教养，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改造思想、脱胎换骨，才有可能适应新的文化规范。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既定的关系是作品安排角色的一个考虑，代表了工农干部的“我的妻”自然是要教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的，而且明显能感到叙述者对于“我的妻”的谦卑与认同，他把自己置于一个阶级尚不具有合法性的位置上，他的言语与行为都是这个意识的结果。然而妻子的改变却是另一条路上的事情了，妻子对于涂脂抹粉的女工不再强烈本能的憎恶，而且自己的衣着打扮，甚至肢体动作都有了改变，温柔浪漫了，总之和“我”私下批评的“小资产阶级”方向靠近了，摆脱了“土气”，符合了“我”的要求（这也是敏感的批评家们迅速觉察到阶级方向不对的原因）。叙述者本着一个阶级故事的原则却讲了一个违背阶级原则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