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时间长河的淘洗，多数文艺作品不断沉入逝水的漩涡，湮没于历史的雾霭深处；少数经典作品的意蕴和艺术历久而弥新，不断被人们欣赏和阐释，成为所属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共有精神遗产。 经典与阐释之间具有相当耐人寻味的张力关系：经典需要阐释，没有代代相续的阐释，经典就会消亡，被阐释是经典存在的基本方式，“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它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但阐释也可能给经典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它是反动的、荒唐的、懦怯的和僵化的”。此外，苏姗·桑塔格对阐释行为还作了这样的区分：“传统风格的阐释是固执的，但也充满敬意，它在字面意义之上建立了另外一层意义。现代风格的阐释却是在挖掘，而一旦挖掘，就是破坏。”不管是哪一种类型，阐释即是规训，“阐释使艺术变得可被控制，变得顺从”①。不少经典作家对阐释的规训力和破坏力了然于心，于是当他们面对被阐释时，就不断演绎着既同阐释和解，又逃避、反抗阐释的“故事”。 自20世纪30年代鲁迅去世起，对鲁迅精神遗产的阐释就成为东亚知识界的基本话题；当20世纪早期鲁迅还健在时，他就对中国成为外国人（主要是西方人）阐释对象的复杂心理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鲁迅对国外中国学（汉学）学科中的中国研究（阐释）也有独到的批评；鲁迅还试图规避、抗拒人们对他的思想和作品的阐释。 一、鲁迅遗产及其对鲁迅精神元素的不同阐释 1999年12月，在日本东京大学召开了“东亚鲁迅学术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韩国、新加坡、澳洲、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本土的一百多位学者，他们形成了共识：鲁迅早已成为东亚的共同遗产。2002年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出版了《鲁迅事典》，藤井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日本人几乎是把鲁迅作为‘国民作家’来接受的”；而“在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鲁迅文学也被广泛而持久地阅读着”。因此，“鲁迅是东亚共有的文化遗产，是现代的古典”，“这本《鲁迅事典》，就是用多种眼光，从多种角度对这种作为东亚之‘文化英雄’的鲁迅进行阅读的事典”②。 旅日鲁迅研究专家李冬木最近撰写文章对“东亚鲁迅”进行阐释，他借用日本学者的“文化交涉学”学术话语，提出对跨越国家、民族的“文化复合体”进行研究的建议，他说：“这个‘文化复合体’可以很大，比如‘汉字文化圈’、‘儒教文化圈’，也可以很具体，可以具体到一个人，比如鲁迅。在东亚近代史上，恐怕还没有哪一个作家会像鲁迅那样成为一个在不同的国度、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被不断阅读和阐述的对象，而且这种状况甚至在这些国度几乎彼此‘无交涉’的文化隔绝时代也没中断过。在东亚的视野内，鲁迅是个当之无愧的‘文化复合’的承载体。”③ 关于鲁迅遗产的哪些精神元素可以构成东亚价值认同的思想资源问题，学者们还在讨论之中。李冬木认为，来自“竹内鲁迅”的“抗拒为奴”思想可以成为“东亚鲁迅”的核心观念④。张梦阳认同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从20世纪以来，整个人类就是在‘抗拒为奴’的精神解放运动中走过来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竹内好与日本鲁迅学界感应在一起，中国鲁迅学界经过一个时期的曲折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也日益感到了‘抗拒为奴’、实现精神独立的迫切性。正是因为如此，竹内好对日本后来的鲁迅研究产生了那样大的影响，半个多世纪以后，又受到中国鲁迅学界乃至思想界的高度关注。”⑤ 其实早在80年代前期，日本著名学者伊藤虎丸就在他的专著《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结束语里，就鲁迅遗产的精神元素问题提出了精辟见解。承续“二战”前竹内好以鲁迅为参照系批判日本奴性的近代化理路，伊藤虎丸以鲁迅为镜子批判日本战后缺乏抵抗的近代化道路，他认为日本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赶超西方的同时，也“实现着西方近代最恶劣的一面”，即以“物质”扼杀“精神”，以“众数”扼杀“个性”，这些正是20世纪初青年鲁迅对近代文明负面价值的批判内容。在战后日本的“管理社会”，人成为社会机器上的小齿轮，成为一些“操作着电脑的猴子”，如何保持“个人”特性，如何坚持“精神”立场，鲁迅在20世纪初给予今天的人们很多启示。伊藤虎丸提出了亚洲近代化课题的两项任务，以及鲁迅对亚洲近代化的启示意义：“首先是如何把造就西方近代的‘个的思想’，即个的主体性变为自身的东西的问题。其次，是以此为出发点，如何创造独立的富有个性的民族文化的问题。”⑥伊藤虎丸仍然以鲁迅为出发点探讨东亚近代化问题，他指出，“在鲁迅的内心世界，新与旧、东与西，两种文化尖锐冲突、互相纠缠”，鲁迅通过以抵抗为前提的对自己民族和自己的彻底批判，“其结果是开辟了一条民族传统的全面再生之路，并由东方产生出超越西方普遍主义的新的普遍主义”⑦。 日本著名学者丸山升在21世纪初对鲁迅精神元素也有深刻的阐发，他认为20世纪前期各种“希望”、“理想”在世界上纷呈并现，到20世纪后期它们都纷纷破灭了，21世纪在人们对“理想”和“希望”失去信任的心理背景下开幕了。丸山升指出了鲁迅作品的“道”和“路”意象及其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激励机制，他重提“反抗绝望”的鲁迅精神命题，把它当作应该继承的遗产之一。丸山升认为鲁迅另外一项应该被继承的遗产是“对本国、本民族之负面的传统的彻底批判精神”。他指出，“人类在二十一世纪中将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他们能不能和怎么解决各国各民族的‘民族主义’之冲突”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