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马上支日记》①是鲁迅1926年7月写的日记体文章，记录当时的经历和感想，虽非精心组织之作，却也保存了一些生动有趣的材料。文中提到，7月2日②，他在北京东单一家兼售日文书籍的商店东亚公司购买了安冈秀夫著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鲁迅一向重视外国人所著研究中国国民性的书籍。在日本留学时期就阅读了涩江保翻译的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Arthur H.Smith，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③，印象深刻，颇有助于他思考中国国民性改造问题。④鲁迅读了安冈秀夫的书，认为该书受到史密斯著作的影响。他评论道：“（著者）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人气质》——引者），常常引为典据。”语气里含有视其为模仿之作的意思。接下来，鲁迅没有对这本书做更多的评价。但在8年后的一个场合，他又谈起这本书时说：“《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其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穿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⑤显然就是当时的印象。 购得此书一个多星期后，鲁迅在7月4日的“马上支日记”中，又谈起阅读安冈氏著作的感想。这次的话题关乎中国的饮食。安冈著作最后一章《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中引用了威廉士（通译威廉斯，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中文名卫三畏）所著《中国》(The Middle Kingdom)一书中从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推论其为好色的民族一段话： 这好色的国民，便在寻求食物的原料时，也大概以所想象的性欲底效能为目的。从国外输入的特殊产物的最多数，就是认为含有这种效能的东西。……在大宴会中，许多菜单的最大部分，即是想象为含有或种特殊的强壮剂底性质的奇妙的原料所做。……⑥ 鲁迅说，他对于外国人指摘中国缺点的言论，向来并不反感，但对这段论述却大不以为然，视为奇谈怪论，不合情理。鲁迅此处的原话是：“看到这里却不能不失笑”。于是，他从两方面加以反驳。一方面，“筵席上的中国菜诚然大抵浓厚，然而并非国民的常食”；另一方面，“中国的阔人诚然很多淫昏，但还不至于将肴馔和壮阳药并合。” 这位美国传教士是在自己有限的见闻基础上做出这样的论断的，如果对情境加以限定，用词更准确一些，或许不至于引起鲁迅的反感。这段论述中“最多数”、“最大部分”等词语，使他的论点显得偏激，尽管从原文看来并没有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⑦鲁迅的批评，自然也是从自己的经验和见闻出发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分明体会出他在为中国菜乃至中国人（至少是广大民众）辩护的意思。但他从以上两方面进行的反驳，看起来不很有力。接下来，又没有进一步的论述——这里应该考虑到，鲁迅这篇文章是日记体的随笔，而非逻辑性很强的论辩文字。 安冈秀夫引用的威廉斯的《中国》，是一本西方汉学名著，篇幅要比《中国人气质》大得多，而且成书时间也早得多。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出版后几十年间一直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然而，也许是因为史密斯的著作简明扼要而易于流传的缘故吧，他的著作在中国倒比卫三畏的大部头著作名气大。⑧鲁迅显然没有读过《中国》一书，对威廉斯的生平缺乏了解，他的著译中提到这位传教士只此一次。《鲁迅全集》注释对这位美国传教士的介绍也显得简略：“威廉士(S.W.Williams，1812-1884)美国传教士。1833年（道光十三年）来华传教，1856年后在美国驻华公使馆任职。《中国》一书出版于1848年，1883年修订再版。”⑨单看这条注释，读者对这位传教士难得较深的印象。如果因为这段引文，使鲁迅，并且通过他，使读者对这位美国传教士留下坏印象，则对威廉斯是不公平的。其实，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中至少五次引用了卫三畏的著作，足以证明史氏将其视为经典作家。例如，在“孝道”(Filial Piety)一章中，他引用卫三畏的话道：“把中国人的‘礼’的观念译作英文的‘ceremony’是不周密的，因为‘礼’不仅包括外部的行为，而且涉及了所有规范理解及其行为动机的正确原则。”使读者既见识了卫三畏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顺便感受一下他作为英华词典编纂家的严谨。又如，“多神论，泛神论，无神论”(Polytheism，Pantheism，Atheism)一章引述的是：“我们对孔子作为圣人所产生的影响，和其思想对民族产生的束缚作用的估计，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过高的。他确立的道德标准在其后的年代里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所有有良心的人都要接受这道德标准的评判。”读过《中国人气质》的鲁迅，对这本书所受卫三畏的影响应当有所觉察，但可惜的是，在《马上支日记》及其他文字中，却没有留下更多的论述。鲁迅将其名字译作“威廉士”（当时也有人译作“卫廉士”），可能不知道他还有“卫三畏”这个颇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名字。如果当时鲁迅能够得到和阅读《中国》这样比较全面和公正的著作，他对《中国人气质》以及对美国的中国研究水平的看法也许就会有所不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在后来几十年间，因为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及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化，卫三畏对西方中国学研究的贡献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肯定。⑩直到2004年，他的巨著《中国》的中译本才与广大读者见面。(11) 2 卫三畏1812年9月22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由提卡的一个印刷商之家。19岁入本州特罗伊市仁塞勒技术学校学习。1833年被美国新教组织美部会派往广州，担任传教组织的印刷工。1838年至1851年，在广州负责印刷《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同时他也是丛报的编辑和撰稿人。1835年，他到澳门，完成了麦都思(W.H.Medhurst)所编《福建方言辞典》(Kok-keen Dictionary)的印刷工作。1837年，他到日本访问，目的是送几个遭遇海难的日本水手回国。与这些水手的相识和相处，促成他学习日文。几年间，他们合作，将《圣经》中的《创世纪》、《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等译为日文。1837年至1841年，他负责印刷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的《广东方言中文文选》(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其中将近一半内容由他本人撰写。1844年11月，他返美度假。因编辑《中国丛报》的需要，他计划购买一套新的中文字模。为筹集资金，在随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说，介绍中国社会生活、历史及风俗。这些讲稿后来成了他的《中国》一书的雏形。1853年和1854年，他作为译员参加了佩里(Perry)将军对日本的远征。1855年，他到了北京，担任美国驻华使团的译员和秘书。1858年，协助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S.R.Reed)同中国谈判，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在担任使馆秘书和译员期间，他九次出任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1876年他返回美国，次年就任耶鲁大学新创设的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这是美国首个汉学教授职位。1848年，他的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及晚清社会现状的著作《中国——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出版，1883年修订再版。卫三畏因这本书被美国联合学院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LL.D)。该书分上下两卷，凡23章（增订本26章，副题改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历史及其居民概观），从中国的历史地理到风土人情，从政治经济到文学艺术，几乎无不涉及。尽可能客观地评价中华文明的成就和落后之处，是作者为本书确定的目标。卫三畏在序言中说，他写此书的目的之一是要在西方读者中“为中国人民及其文明洗刷掉如此经常地加予他们的那些独特的几乎无可名状的可笑印象”，他要客观地评价中国文明，将它“放在适当的位置”、“努力展现其国民性更好的特点”。他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巨大影响，因而对孔子的学说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赞赏孔子的政治清白必须建立在个人正直的基础上的主张，以及孔子肯定的自省、自强不息的精神。他甚至将孔子的儒家学说和佛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这个观念的阐释在西方研究者中是首次。书中对鸦片战争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视角与材料都比较新。他指出，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人是贪婪的，他们与其说是打开中国的大门，勿宁说是从中国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可见，卫三畏对中国的态度基本上是公平的。在《中国总论》修订本中，他还对刚刚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进行了分析。在中国长期生活的卫三畏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境况，谴责腐败、犯罪和各种非人道行为。1859年，他用中文写了一本小册子《对卖身他国者的警告》，揭露葡萄牙人欺骗中国劳工签订卖身契的卑劣行径。他写道：“这本小册子已经印刷了六次。……两周间卖出了六千册。中国劳工在那些人贩子手中所受的虐待可谓骇人听闻。在澳门，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到葡萄牙人家中或船上工作，他们很担心被绑架并被偷偷卖掉。1858年被掳往境外的中国人达一万多人，今年从这里被掳走的已有五千人。葡萄牙人异常残忍并且肆无忌惮，他们利用本地人作为打手，其残忍超过他们十倍。”(12)晚年，他对美国国会提出的非人道的驱逐华人的《中国移民法案》深恶痛绝，因为这激起了他心中最深刻的情感：对中国的尊敬和爱。他写道：“在加州和内华达州，对中国人的恶意已经在许多党派的议案中提出来。其中，来自阿拉巴马州的雪莱要求把十二万五千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关在蛮荒的区域中，使其‘尽可能远离白人区’，在那里给每个人土地四十英亩，禁止他们离开，美国人，除牧师和传教士以外，不得进入这个区域（七千八百平方英里），否则将被处以剥夺公民权和五年以上牢狱的惩罚，并且不能获得赦免。这样，我们发现了什么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至少对一个美国人而言。这个议案是具有同类性质的企图以不光彩的手段驱逐中国人的议案中的一个。在十八个月中它们的数量达到六百个。”(13)年老体衰的卫三畏，放下修改《中国总论》的紧迫任务，撰写了一篇严正驳斥这些荒唐观点的论文，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尊重和热爱，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