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国当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期刊成了一个重返现场的重要途径。然而相比主流文学期刊的运作策略的微妙和隐晦，一些以民间文艺或通俗文艺面目出现的期刊更直观地表现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故事会》这样一份市井趣味和商业气息浓厚的刊物，通常被人们忽略了它的“前史”。事实上，这份刊物早期的出现、传播以及停刊都与一场著名的政治运动休戚相关。 一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此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着重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实际是在为大规模的“社教”运动做准备。同年9月，中央根据“社教”运动的试点情况，再次颁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社教”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一场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铺开，起初是以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为主要内容，1965年后统一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侧重“反修防修”、“反复辟”、防止“和平演变”。“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尽管从开始起，其实际重点就是解决整顿党的干部队伍和党的组织的问题，但对于全国人民来说，‘社教’又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普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运动。”② “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要在思想上取得‘兴无灭资’的彻底胜利，必须经常地、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人民，必须善于运用各种形式和各种方法去教育人民。由于故事人人能讲、个个爱听，能深入到每个角落，因而大讲革命故事有着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思想战线上的一种‘全民皆兵’的活动形式”，③而且“这种活动比较适合群众的欣赏水平和欣赏习惯，不需要化妆、道具，不要搭档、伴奏，不受场地和实践的限制，表演上不需要艰难复杂的基本功，又便于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结合当时当地的群众思想状况，因此，它很轻便，很灵活，很经济，能够迅速配合中心任务，深入群众，是文艺宣传中最为灵便的轻武器之一。”④“在上海，柯庆施同志极为关怀、热情支持大讲革命故事的活动。他遵循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把革命故事作为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有力武器。”⑤上海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一活动，并认为可在城市中推广，编讲“革命故事”或曰“新故事”因此得到了大力提倡，很快发展成为“在毛主席文艺路线指引下，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积极扶植下展开的”“一种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进行的群众文艺活动”⑥。 “新故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特有的其他文艺术语如“新秧歌”、“新歌剧”、“新民歌”等在某种意义上分享着共同的逻辑，强调的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风尚为原有的民间形式注入全新的革命意涵，新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思想观念和表现内容上，如毛泽东对新旧秧歌的区分：“今天我们边区有两种秧歌，一种是老秧歌，反映的是旧政治、旧经济；一种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经济。”⑦不过，“新秧歌”、“新歌剧”、“新民歌”等术语之所以耳熟能详是因为它们都伴随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由意识形态所推动的大规模的文艺实践，而“讲故事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群众文艺活动却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随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深入发展而兴起的”⑧，也就是说直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新故事”作为一个抽象的能指才可能有具体的所指，姚文元就对故事做了如下划分：“旧的故事，就是那些为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故事，是腐蚀劳动人民心灵、麻痹他们革命觉悟的毒药。这些故事，讲的是帝王将相，和神仙鬼怪、才子佳人、少爷小姐，宣传的是反动、迷信、恐怖、色情、荒诞、享乐、听天由命、自私自利等极端腐朽的思想。新的故事，用鲜明的阶级观点，歌颂了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革命精神，歌颂了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和无穷的智慧，歌颂了社会主义生活中新的道德风尚和风俗习惯，歌颂了民主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劳动人民敢于反抗阶级敌人的压迫和剥削的硬骨头精神。同时，用深刻的阶级仇恨，动人心魄地揭露了旧社会中反动派的残酷剥削和血腥面貌，劳动人民所受的深重的‘血泪斑斑’的苦难，尖锐地鞭挞了现实生活中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破坏活动，刻出他们的险恶和丑态，唤起人们的革命警惕。”⑨在这个意义上，姚文元甚至断言：“新故事同新民歌一样，将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提供有益的经验。”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召唤下，“新故事”似乎还不够响亮，真正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普遍使用的词汇是更能凸显尖锐而急迫的政治氛围的“革命故事”——“革命故事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一朵新花。它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诞生，”(11)“它正在日益广阔地占领那些过去为形形色色剥削阶级旧故事和旧趣味占领的阵地，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形象化地传播到千万人心里。”(12) 与“革命故事”的广泛讲述相适应的是，“为帮助故事员解决故事脚本的困难，向广大工农兵群众推广优秀作品，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阵地，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1963年7月，《故事会》在上海创刊，“《故事会》是不定期的丛刊，将根据需要陆续编辑出版”，由于“这些故事文字浅显，通俗易懂，比较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因而也是可以供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