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77(2009)01-0032-07 作为“五四”启蒙话语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个性解放与女性解放，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挪威作家易卜生及其笔下“娜拉”形象的被译介到中国，在“五四”前后发挥了特殊的推动作用。在中国新文学尤其是现代戏剧的创制中，也有重要价值。无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娜拉”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娜拉”负载了个性解放与女性解放的双重诉求，同时与反抗礼教、重估传统、伦理重建、社会流动、自由恋爱、现代日常生活等有效地关联起来，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五四”启蒙的“全息图像”。知识分子借助于“娜拉”故事，自传式地讲述了他们从传统的家庭——宗族共同体中走出，寻找自由空间的经历。既确证了选择的合法性，又表达了他们在世俗生活上的文化和伦理立场，以及对于国家——社会的合理化设计。所以，“娜拉”的出走，不仅指示着个人出路的安排，还牵涉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询唤机制。 但是，“五四”思想文化运动并不是单质的铁板一块。“态度的同一性”下面[1]，隐藏着知识分子们思路上的内在分歧。表现在“娜拉”的阐释与更普遍的女性解放问题的探讨上，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人的关注重心和目标，就并不完全一致；在《新青年》、《妇女杂志》、《小说月报》等媒体上，也是不同音调交响喧哗，暴露出“五四”思想的多重面相性和多重方向性[2]。“五四”以后，随着历史状况的变化与知识群体的分化，知识分子取向的差异更加凸显出来。他们继续介入关于“娜拉”的征引和讨论，不断进行着再解释和再塑造。“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把女性解放问题带入到一个更为广阔、也更充满争辩性的空间里。“五四”启蒙的主导论述，这时受到了很多反省和质疑。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在社会动员中，“娜拉”的喻义／寓意经历了微妙然而重要的偏移和转变。这种变化表征出意识形态霸权的争夺及其实现。本文关注的是《妇女杂志》中的“娜拉”讨论。作为一本专门探讨女性问题的杂志，《妇女杂志》对于女性解放话语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它在“五四”前后的变化，也折射出女性解放话语本身的流变播迁。 《妇女杂志》是中国现代妇女报刊史上历时最长、发行面最广的刊物。1915年在上海创刊，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月刊，每年12期，一直到1931年12月停刊，共持续17年之久。杂志前六卷由王蕴章主编 （第二卷曾由胡彬夏挂名主编）。《发刊辞》中曾谓：“知殖学之不可缓，为之培其本而浚其源。知明艺之不可已，为之疏其流而畅其枝。”[3]显然杂志是以提倡女学、辅助家政作为宗旨。在前五卷中，“学艺”和“家政”是杂志主打的两个栏目，对于“殖学”和“明艺”的关注，在杂志中占了很多篇幅。杂志倡导女学，目的是为了培养“贤母良妻”，以改良家庭[4]。正像杂志所载的一篇文章说的：“今日社会所属望于女子者，大都为贤母为良妻，能治理其家庭、教育其子女已耳。”[5]杂志正是以培养具有文化知识和独立生活能力的贤母良妻为目标的。而改良家庭，被杂志的编者视为“基础之基础”[6]。 不过，倡导“我女界修养之第一功，当人人愿为寻常之妇人女子，而勿为特别之夫人女子”[7]，这样面貌在“五四”运动后还是显得过于保守了。于是五卷一号上刊登了《本杂志今后之方针》，宣布杂志将刷新内容，改良体例。1920年六卷开始，直接倡导女性解放的言论增多。1921年七卷一号起，由章锡琛接任主编，进一步改革，采用白话体。改革后的《妇女杂志》，不仅在内容上拓展到女性解放方方面面，还办过“离婚问题号”、“妇女运动号”、“娼妓问题号”、“家庭革新号”、“新性道德号”等专号，积极介入女性解放和家庭革新的问题中。 在“五四”期间，《妇女杂志》中经常出现对娜拉的介绍和评论。1920年六卷十一号上刊登了日人本间久雄著的《性的道德底倾向》，文中谈到西方新的性道德：“近代文学家首先主张这‘新道德’的，不用说是易卜生了。他在《傀儡家庭》大呼妇女解放；在《群鬼》暗示自由离婚；在《海上夫人》主张恋爱底自由；在近代性伦理底研究上，都可以首屈一指的。”本间久雄跟胡适一样，称赞《娜拉》里“个人主义底自觉”：“《傀儡家庭》里底的娜拉，晓得在做妻子做母亲之前，第一要紧须得做一个人，这到底是妇女个人底权利自觉，也正是个人主义底自觉。”[8]1921年俞长源发表《现代妇女问题剧的三大作家》，介绍易卜生、般生、萧伯纳，把易卜生的《娜拉》看作是“首先唤起妇女觉醒的作品”，“在这一剧里，充满了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剧中主人翁娜拉，……批评从来的夫妇关系，是何等的刻毒！”[9] 厨川白村所著《近代的恋爱观》，其中有一节为“古式的娜拉”。《妇女杂志》八卷二号上刊载了这篇讨论“娜拉”的译文。厨川白村说：“读者如果看过易卜生的娜拉，一定同情于娜拉的能够觉悟非人的婚姻，打破旧式的制度，别求真正的人生。……双方各以自由的个人相结合，来完成各自的生命，相互间完全以恋爱为至上的媒介。”但厨川白村接着指出“娜拉式”的自觉，现在已经“过时”：“在现代论断起来，娜拉式自我觉悟，实在是前世纪的古老货。20世纪中的结婚生活，发生自我的肯定，以恋爱作根本的基础。……从前视娜拉能够跳出没意思的家庭，称她为‘新妇女’，现在却变成浅薄的程式了。”[10]厨川认为现在已经是一个“恋爱的肯定的时代”，那种“因袭的贤妻良母主义和虚伪的结婚生活”，不会存在了。然而，译者觉得厨川白村的判断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特意在后面加了一个“译者按”：“我国妇女的结婚生活，还完全在原始时代的状态，想效娜拉的‘人的觉悟’，跳出火坑的观念，多没有发芽。”译者着眼于中国女性现状，认为还需要补娜拉觉醒这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