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02(2009)02-0017-12 一 问题的提出和说明 从80年代中期“女性文学”（或称“妇女文学”）这一范畴的提出，到90年代中期形成对女性文学的社会性关注热潮，有关性别与文学关系的探讨，构成了当代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界一个广受瞩目的问题。同时，这种文学领域的讨论，又直接联系着人们对于社会、文化中女性的历史／现实处境的认知，联系着有关性别身份和性别秩序的想象与认同，因而，关于女性文学的探讨就不仅是“文学”研究领域的议题，而同时具有强烈的性别政治意味。在此提出的“性别政治”，指的是凯特·米利特所阐述的：在父权制社会／文化体制下，“一个集团（男人），凭借了天生的权利，可以支配另一个集团（女人）”②。这种支配，采取种种不同的形式，而女性文学关系的探讨最值得重视的核心在于，它使人们（尤其是女性）意识到她们由于身为女性而在写作、阅读等方面受到了怎样的压抑，并做出相应的反抗或解放行为。这是性别政治最基本的涵义。因而不管人们对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关系的探讨采取何种态度和方式，做出怎样的解释，都可被纳入共同的学术／政治领域之中。 本文尝试对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和理论资源做出一种描述和清理。这一工作的现实针对性在于，到90年代中期，女性文学批评和研究中频繁出现“困境”、“危机”这样的字眼，这表明80-90年代之交女性文学批评的活力，它所提供的文化阐释和所形成的社会冲击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这种衡量是在两个方面提出的：一方面，如果说女性文学批评尤其在90年代前中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从90年代后期至今的情形来看，造成这种影响的因素并非仅仅由于性别政治或女性文学研究本身的冲击力，而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与偶然的历史契机（如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与中国社会转型期性别秩序的重构等因素联系在一起。这一判断，使得我们必须对90年代前中期的女性文学研究保持相对冷静的态度，厘清女性文学批评处在怎样复杂的社会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并对造成性别压抑的社会文化状况保持充分的警惕。从另一方面来看，不可否认的是，95前后的女性文学热潮确实在宽泛的性别政治意义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随着中国文化市场的发展和社会状况的变化而在逐渐减弱。与这种并不乐观的情形相伴随的另一情形，却是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和学院化进程的加快。一边是女性文学研究的规范化和学科化，一边是大众文化和社会常识系统中女性形象（想象）的刻板化和定型化。这至少在一个方面说明，90年代后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缺乏能够与社会产生有效互动的实践方式。这其中蕴涵的问题，不仅在于文学创作／文化市场的构造，更关键的因素在于以怎样的理论资源作为女性文学批评介入社会现实的支点。可以说，90年代后期的状况暴露出的是性别政治意义上的理论资源的矛盾或困境。因而，重新清理并审视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文学实践与理论资源互动的历史过程，就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对女性文学现状的批评，目前已经成为批评界一种较为有力的声音。就其中较有针对性的分析而言，讨论主要集中在民族（“欧美”女性主义理论是否适合“中国”的社会情况）、阶级（90年代女性写作的“中产阶级”属性及其对底层女性的无视）这两个纬度。本文试图在对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文学批评实践回应的核心问题及其所采纳的思想、理论资源的大致梳理、分析中，来面对这一问题，使问题的讨论具体化。我关注的重点在于：“女性”这一范畴或视野的引入，针对的具体对象是什么；诸多与性别相关的范畴如“女性文学”、“人／女人”、“两性同体”、“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的具体语境、历史上下文关系是怎样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被译介的情形、被做了怎样有选择的吸收，并被用以讨论怎样的具体问题等。 为讨论的方便，需要说明的两点是：第一，本文使用的“女性文学”较为宽泛地指涉所有涉及女性和文学关系的讨论。为避免使讨论的范围过于窄化和固定化，我没有使用“女性文学”或“女性主义文学”这样的概念提出之初试图固定的内涵，而尝试去分析这些概念出现的历史语境，当时界定内涵的方式及相关讨论。第二，在讨论女性文学批评时，为了标识出理论资源的差异和变化，我或许过于简单地把“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区割为：50-70年代的妇女解放理论、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人性理论、80年代后期引入的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这样的区割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是为了显示出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在使用某一理论资源时的参照对象或潜在理论视野。比如，如果不了解50-70年代的妇女解放理论，它的历史实践及其造成的复杂后果，就不能很好地理解80年代提出“女性文学”范畴的针对性以及它的对话对象和先在的理论视野；如不把50-70年代的妇女解放理论、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纳入考察的视野，同样不能很好地理解“两性和谐”、“女性文学作为‘人’的文学的一部分”这种在当代中国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观点，也无法理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曲折遭遇。引入50-70年代的妇女解放理论、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另一方面的考虑是避免简单地在“中国”／“西方”这样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讨论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影响问题，而试图把讨论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考察女性文学批评在性别视野之外，如何与民族（或许“国族”一词更准确）、阶级等主体身份形成特定的认同关系，进而产生了怎样的问题。 二 “女性文学”与新启蒙思潮的“人性”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