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2-0041-07 2005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陆的首次出版是一个标志，这部曾被冠以“反共”之名，被视为“冷战文化政治的产品”的著作，此时则被正式定位为学术著作，这标志着中西学术交流淡化了政治偏见，疏通了文化隔膜，逐渐回归到学术本位。事实上，此前国内学术界对夏著也并不陌生，国内高校的图书收藏不乏该书的英文版和港台版，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高校课堂和教材中，汉学已不是禁区，在国内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也多有提及夏著；在学术界之外，因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作品的出版热潮，经文化商人有意无意的推动，夏志清“小说史”中的某些观点也渐为一般读者所了解。2005年的出版被称为“姗姗来迟”，来迟的并非夏著对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而是对这种影响的一个正式承认。其姗姗来迟，不仅意味着这种承认相对于所发生的实际影响已经滞后，更令人感慨的是，当这种公开、正式的承认来临时，在经历了“重写文学史”的热闹，产生了诸多翻案文章，经历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更多新锐理论冲击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夏志清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一时代的汉学，其影响力已渐成明日黄花。但正因为这样的局面，今天的我们得以置身事外，从而能够以更平和、更客观的态度去检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优劣，并从它自身的历史以及它在国内学术界的接受史探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意义，也检讨其中的误区与盲点。 一、汉学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起 汉学(Sinology)并非一个学科，而是一个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领域，时间跨度大，内容庞杂，广泛涉及历史、语言、文学、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地理、社会等多个层面。一般认为，迄今为止的汉学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来华传教士的自发业余研究，始于16世纪，包括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介绍，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描述和评价，此前也有一些游记涉及这些内容，但零散而感性，还不成其为“学”，“严格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1]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理雅各(James Leege，1814-1897)等是传教士汉学家的代表。 第二阶段以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讲席为标志，汉学研究进入专业化阶段，研究重点是中国古典时期的语言和文化，文学研究相对居于边缘。专业化是第一阶段自然发展的结果，因此第一、二阶段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例如以业余身份开始汉学研究的理雅各后来即成为牛津大学的第一任中文教授。 第三个阶段即“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时期，始于二战以后，研究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研究范围得到极大拓展，时间上从古代中国拓展到现当代中国，学科上从语言文化拓展到对中国社会的全方位研究，此外，在研究人员的构成上也出现了变化，以汉语为母语，在两岸三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华裔学者在汉学研究，尤其是在其中的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汉学作为东方学的一部分，自始至终具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而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中国研究”，则具有更为直接和突出的政治色彩。当时的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认为有必要加强对中国现实的全方位了解，而不是仅对中国进行考古式研究。这一目的，促使汉学研究的重心从古代转向现代，现代文学既是现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又是中国现代社会人情的生动记载，以及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和心态的重要途径，自然也会成为关注对象。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汉学中取得合法地位，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夏志清的学术经历，就典型地体现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起与汉学进入“中国研究”阶段的关系。 夏志清在国内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教育并有短暂的大学执教经历，1948年赴美留学，专业是英美文学，转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起因于生计考虑。他获取博士学位后，在美难以谋到教职，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参与了饶大卫主持的《中国手册》的编撰工作，此书的目的是供美国军方人员了解中国，政治色彩突出。夏志清撰写其中与文学、文化相关的部分，出于工作需要大量阅读了汉学著作以及中国新文学作品，成为他最终转换学术领域的契机，而《中国现代小说史》则是这一选择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并使他得以在学术界立足。可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起虽是美国国际政治策略在学术界的副产品，但不能否认，正是这个原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美国学术界争取到了生存发展的空间，也不能否认，当这个研究领域被学院体制接纳以后，逐渐淡化了政治色彩。即以《中国现代小说史》而论，虽然因夏志清英美文学的专业背景和所处的环境而受到西方文学标准、思想标准的影响，但该书显然并不是有意为之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图解，学术性仍是其主观追求。西方学术具有悠久的学院传统，对官方意图的介入起一定的制约作用，正如韦伯所说，教师不应该成为领袖，“他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认识到，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是一回事，而对于文化价值问题、对于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社团中应该如何行动这些文化价值的个别内容问题做出回答，则是另一回事。”[2]作为西方学术传统的一部分，汉学家在主观上也追求“知识上的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