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被译介的现代性” “摩登上海” …… 这些新颖的语汇组合连同其中的那些出人意料的判断一起，在最近十年的中国学术界流行着，归根到底，其“魅力”似乎来自两个层次：西方的与汉学的。 如果说，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学术在总体上始终无法摆脱西方学术的牵引（或者这也可以说是百年来中国学术的一种宿命），就是1990年代之初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思和批评也是以西方学界内部的自我批评为依托，那么，西方汉学在上世纪末的声名大振则似乎对我们完成了“双向的满足”：它既是西方的——来自西方，从属于西方学术系统，又是中国的——研究中国的事物，尤其是经过美国的发展，“汉学”（英文Sinology）已经从古典型的学术转化为对现当代中国现象的关注（“中国学”）。在所谓的西方汉学里，特别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中国研究）里，我们可以目睹西方学术训练的种种方法和视野，又可以见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们对中国自己的种种现实的叙述和看法，再没有比这更能引发我们兴趣的事情了！ 所谓美国“中国学”在中国的热闹流行也并非是全方位的，近年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形成最大冲击的是几位有台湾背景的学人组合——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和几位具有大陆生活背景的学人组合——如刘禾、孟悦等，共同的美式学术训练和共同的对中国问题的深切关怀似乎让他们的话题与我们发生着更多的交集，也更能引起我们对话的欲望。 一些“中国问题”终于能够让熟悉“西方学术”的人们来加以讨论了，何况这些熟悉“西方学术”的人们还具有深浅不一的“中国缘分”！ 一方面，我们很容易看到，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这几位美国华人，常常能够通过展示美国学术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科际训练”(Multiple Discipline)释放魅力。美国学界“科际训练”的学术传统往往善于将各门各派的社会科学理论（哲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应用到汉学研究上，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的视野冲击。像王德威从受人诟病的“狭邪、公案、谴责、科幻”中读出文化的“现代性”，刘禾从翻译方式看文化的交流与传递，陈建华从词语梳理看历史文化的演变，孟悦通过新中国文学“性别”叙事读解“国家话语对社会意识及无意识领域严丝合缝的统驭”[1]，以及李欧梵精心绘制的摩登上海——从咖啡馆到跑马场，从亭子间到百货大楼，从《良友》到舞女的日常开支，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在慢慢习惯了这样的眼花缭乱之后，我们也产生了种种困惑：这些新颖的结论不仅仅是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更严重的则是对我们已有的学术认知基础形成了某种挑战，甚至对我们先前的思想基点形成了颠覆性的冲击，比如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精神起点的五四传统的质疑，对张扬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正义的左翼文化的否定。 进一步的追问让我们发现，在以“西方学术”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也可能出现了它们自身的“问题”。从台湾到美国，那种看似“理所当然”的自由主义体制的生存，在事实上隔断了这些美国华人对当代中国生存复杂形态的基本感受，现实中国对于他们仅仅是一个模糊混沌的想象，而历史中国对于他们也是一个可以用情绪加以填充的梦境——就像“晚清”在王德威那里幻化为中国“现代性”的滥觞、“上海”在李欧梵那里演绎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摩登”一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诸多基于现实正义的反叛都被扭曲为通向专制主义的起点，对遥远的大陆中国的恐惧演变为对一切文化变革、一切社会批判（如鲁迅杂文）的本能般的怀疑，其中的问题昭然若揭。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西方汉学”带给我们的不单是兴奋和启发，在我们的精神深处，有时候还有一种狭路相逢的体验：在我们固有的学术之路上，外来的汉学（中国学）真正提出了一系列我们必须正视和回答的学术问题。 我们的回答不是为了“捍卫”什么，更不是对我们业已习惯的思维的维护，而是一种智慧的碰撞，是一种彼此有异的体验的交流与对话，只有在理性的检讨与反思中，我们的主体精神才能茁壮成长，才能不让我们的兴奋仅仅停留于对外来学术的“领会”与“仰视”，我们同样需要理性的审视和反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