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 杨庆祥：我们还是从80年代谈起吧，一般来说，每个时代都有它主导的问题意识，您觉得80年代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钱理群：目前大家对于80年代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80年代过于理想化了，好像80年代是一个完全自由的时代。这种看法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却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80年代相对于“文革”来说是一种解放，但实际上一直有不断的“敲打”，比如清污、反自由化等等，对思想的控制始终是有的。当时最大的潮流就是“思想解放”，但“思想解放”并不仅仅是对“文革”而言的，也是对当时的现实禁锢而言的，所以80年代一直有一个“挣脱历史与现实束缚”的冲动，这是我们在考察80年代不可忽视的思想和心理背景。 杨庆祥：所以当时你们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些社会环境和学科环境。 钱理群：对，实际上是涉及到几个背景的，首先是1983年有一场论争，当时南京大学教授许志英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说得很明确，“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但许志英在文章中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就动摇了这个毛泽东的结论。其实当时有相当一批人在思考这个问题，许志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而且他写出文章来了。记得1978年我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候，就有一个题目：“谈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杨庆祥：那这个题目是谁出的？王瑶先生吗？ 钱理群：我估计是严家炎老师出的。这是一个一直有争论的问题，李何林在30年代的一场论争中就明确表示“五四”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 杨庆祥：但是李何林后来改变了他的观点。 钱理群：30年代瞿秋白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所以他说“左翼文学”是对“五四文学”的反动，因为“左翼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个观点在三四十年代的学界，在毛泽东的理论出现之前几乎是公认的，只不过立场不一样，有人认为资产阶级领导是好的，有人认为是不好的。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后来李何林到了解放区之后就面临这个问题，当时他就非常困惑，究竟是谁领导的呢？他经过思考后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所以“五四文学”领导权问题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1978年我们入学的那道试题我估计是严家炎老师想看看我们学生的看法，实质上大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毛泽东特殊的权威性，在80年代以前大家是不可能质疑他的观点的，“文革”结束后，才有可能提出这个问题。许志英的文章代表了当时比较敏感的学者的看法，文章发表以后，实际上得到了学术界很多人的赞同，但是后来在“清污”中好像是胡乔木对这篇文章表示了不满，于是遭到批评，就弄得学术界很紧张，于是组织严家炎、樊骏等人发表文章，对许志英的文章进行批评。上面要求是批判，但是这两个人的文章都写得很严谨，很缓和，尽可能采取学术争鸣的态度而不是政治批判的态度。这件事情当时我们都知道，私下里都在讨论，我们是赞同许志英的观点的，但都觉得许老师太老实，不应该这么直接去碰，所以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把时间从“五四”提前，这样就把这个问题消解了。 杨庆祥：也就是通过时间的提前把领导权问题消解掉了。 钱理群：对，为什么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动因就是一方面要回避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不同的看法。当时许志英的文章及其争论提醒了我们：现代文学这门学科还是在“党史”的笼罩之下。所以我们现在要突破它，就是要摆脱现代文学史作为党史的一部分的属性，摆脱政治对它的控制，但是直接提到“五四”又为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不允许，所以干脆把时间往前提，使这个学科能够从革命史的附属中解脱出来。 还有一个是学科研究的背景，当时很多的年轻学者都有两个想法，一个是走向世界，另一个就是打通近、现、当代。具体到我们三人，恰好具备这个条件，陈平原当时偏向于研究近代，黄子平是研究当代，我主要研究现代。当时我们是很自觉地在这么想，这么去努力。这些想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里面都有所反映，比如1985年第1期王富仁的文章《在广泛的世界文学的联系中开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道路》，它代表了走向世界的方向，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举动，现在大家可能都不记得了，就是出了一本书：《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作家》，这本书的特点就是旗帜鲜明地强调走向世界。 杨庆祥：你们都参与这本书了吗？ 钱理群：都参与了，都有文章，这本书是我们这批文革后的现代文学的年轻研究者第一次集体亮相。 杨庆祥：后来你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面有走向世界的提法，就是受到这个的影响吧？ 钱理群：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也很有趣。当时《丛刊》的编辑和现在一样，也是有执行编委，那个时候的执行编委都是我们的老师，这一期正好是乐黛云老师负责，当时她是我们的副导师，她选我做她的助手，她比较放心我，实际上就是让我来编，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权力，集体策划了这一期。我们可以看看这一期的目录，首先是论坛：“现代文学史研究要破关而出”，发表了张中（我们北大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学）的《近、现、当代文学史的合理分工和一体化研究》。另外特意办了两个专栏，一是《近、现、当代文学汇通》，发表了黄子平的《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另外一个专栏就是“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下研究现代文学”，选的是陈平原（《林语堂与东西方文化》）等人的文章，还有“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专栏，选的是温儒敏翻译的文章。其实这一期才是我们三人的最早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