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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 关于“文革”的历史记忆 陈华积：已经过去的七八十年代给我们这个时代遗留下不少问题，曾经被历史遮蔽的东西也正慢慢浮出水面。对您的专访，也成了我们研究80年代很重要的一部分。作为老三届的学生和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您的经历和“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有很大的不同。“文革”时期，您高中毕业后到了京西木城涧当了一名岩石采掘工人，这段经历磨砺了您的性格，也给您的创作提供了很多创作背景和生活素材。您的创作是从“文革”时期起步的，“文革”十年对很多作家来说都有着很深的精神创伤和印记，在“文革”期间您也遭受多很多压抑和打击，如1973年的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事件，您因家庭出身和被强加的“反动言论”而被刷了下来，这种打击对当时求知欲旺盛的您来说，可谓是痛苦的记忆，那么在事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您如何看待当年经受的打击？具体到您的创作中，您是如何把这种压抑变为文学创作上的动力？“文革”结束后，您终于依靠自身的努力，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学习，这些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对您的创作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陈建功：我的前期经历，你们可能都有所了解了。因为我父亲在人民大学经济系教书，我1957年从家乡广西北海到北京来，住进了人民大学。我的父亲在人民大学老师中间过得并不好，因为人大很多老师都是从解放区过来的，有的甚至是从延安过来的，而我父亲则是从广州那边过来的。我父亲在广州的大学毕业后，曾委托过一个国民党干部子弟找工作，后来发现这个国民党干部子弟的父亲是一个军统特务，我父亲就立刻逃跑了，再也没有联系他们。50年代有一个“向党交心”运动，我父亲就交了心，说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岂知就是因为他这次“交心”，这个特务嫌疑的阴影一直笼罩他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才澄清。这样导致我在人大附小、附中读书，一直都很压抑，包括参军、入团等等，几乎每次都是政审一关被刷了下来。说来可笑，我争取入团就争取了十三年。一直争取到了二十八岁，挖煤那地方的团委干部说，这位争取入团争取了十多年了，一直都没有入上。再不入，都该退团了！在我二十八岁时总算光荣入团了，过了两三个月，因为超龄，又退将出去。所以我在社会的形象一直是被压抑的形象。又比如当兵，体检都通过了，满心以为能当上飞行员了，后来又告知不能当兵了。高中毕业后，我到煤矿挖煤。煤矿上工农兵和贫下中农的成分更多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孩子，当然也受到压抑。那时不仅生活上很苦，而且政治上也受压制。特别是有一次我挖煤下夜班出来，忘乎所以，背起了曹禺《日出》里那首诗，“太阳出来了，黑夜即将过去，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结果又成了“攻击红太阳”的反革命嫌疑。 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那时我们有一些同学到了山西插队，有几位颇有些理想和抱负的朋友目睹了“文革”时代农村的凋敝和落后，便以新民学会时代的青年毛泽东为榜样，也编写了一本《通信集》。现在已经大名鼎鼎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也是那其中的一个。那一帮青年开始对现实产生怀疑，对“文革”产生怀疑，搞了一个中国农业问题的现状调查。他们写成文章，刻印出来，编成一本《通信集》寄给我。由于这个油印本被我们矿上的领导发现，因此他们就怀疑我是山西反革命集团的“嫌疑犯”，于是除了批判我攻击“红太阳”之外，又派人到山西调查我参与“反革命集团”的事情。当然，现在这些事情都过去了，温铁军也成了农业问题的专家。这些遭遇与我在煤矿中受压抑的遭遇，都成了我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里面最令我刻骨铭心的，还不是被压抑的痛苦被歪曲的郁闷，而是一种苟活的屈辱。当时我的心态就和现在很多基层的人想当作家一样，为了改变命运。那时我天天下去挖煤，只盼着能有那么几天不用下去挖煤，更大的梦想则是能调到《北京文艺》当一个编辑（1973年《北京文艺》刚刚恢复）。直到后来我受了工伤，在井下被矿车撞折了腰，才结束了我的挖煤生活。在我撞折腰的时候，正是我被打成反革命嫌疑、内外交困的时候，我被抬进医院，倒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凄惨，我甚至有几分庆幸，庆幸自己不再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包围，也不用再听头头儿们的叱骂了。 同样是为了苟活，创作了一些迎合性的作品。后来有一个美国记者问我，您的处女作是在什么地方发表？我说我的处女作不是以我的名义发表的，是用我们矿上一个劳动模范的名义发表的。这个劳动模范前不久去世了，很好的一个人。因为他是劳动模范，就被派到人大会堂参加赛诗会，我就因此承担了“遵命”诗歌的使命。赛诗会结束的第二天，这首诗就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可见在那赛诗会上，还应该是一首“拔尖儿”的诗歌。因为是劳动模范朗诵的，就署了他的名字。这是我创作和发表第一首诗的情形。 第二个状况就是在1973年又有推荐上大学的事情。工人们说我干活干得好，就推荐我去南京大学中文系当工农兵学员，但是报上去就没有音讯了。因为领导说我是反革命嫌疑，所以根本不可能让我去。这个时候我一发愤，就写了一首诗叫《欢送》，欢送工农兵上大学，歌颂工农兵上大学这一个新生事物。这应该算是最为凄怆惨烈的一幕了。后来，在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中，我回顾了一下自己的文学之路，我说：那时的我，是被社会所挤压，却拿起笔去歌颂那个挤压我的时代的我；是对社会存在充满了怀疑，却去寻找各种理由来证明存在合理的一个我；是被生活的浪潮打得晕头转向，却拼命要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的这么一个我。在1976年之前的我，完全是为了谋生、为了苟活而进入文学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