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批评卷）］ 当今的写作越来越流于风格的竞技。争相炫耀顽念、怪癖、奇特之处，却极少在意内里的修持与完善。“你可以不喜欢它，但不能说它没有个性”，已成为很多作家响当当的座右铭，评论对此亦不乏撺掇与鼓励。我们善于容忍、鉴赏和放大怪异，用陌生化的评论语汇将其阐释、装点得门面辉煌而深刻——这在某些文化批评的文本中演绎得更为得心应手——然而，为什么不问问情感的反应？在整饬为理性的阐释之前，那更为直接的情绪反应？这并非鼓吹廉价的感动或感激，而是对真诚、真情甚至诚实的鉴别、感悟与共鸣。个性不等于魅力，实际的情况是，若能连续看当代某人两部以上的长篇而无厌腻之感，我几乎要向他脱帽致敬了！此处绝无排斥和压抑怪癖之念，只要它是心灵自然萌生的部分。但如今的文坛怪癖混杂了太多的伪饰与作秀，如不加区分地欣赏、宽宥，会无意助长急功近利的行为。而它最终亦会毁了作者，在怪癖的面具下把才华扭曲地浪掷。仿佛患了“怪癖侏儒症”，心智在全力供养怪癖的生长中，丧失了恣情的伸展动力与空间。当然，人不可能每次都重起炉灶，但必须提防沦为自己精心创造的某种风格的“异化物”。能够认识并做到此的人并不多，对那些能走出面具光环的作品，我们不该吝惜自己的赞语。它裸露了作者曾极力遮蔽的、残酷的真实，尽管读后可能不以为然，甚至颇为失望，但就创作而言却是境界开拓的必经阶段。本文对《风雅颂》的阅读感受便生发于此。 阎连科的长篇新作《风雅颂》自江苏人民出版社今年6月推出以来，已激发不少批评。最大的“罪状”是两条：影射北大，诋毁高校知识分子及人文传统。前者招来愤青的耻辱烧书，后者引发了“因为不懂，所以放肆”的质疑。且不论这种议论和举措适当与否，对图书而言，却预示了一个“火红的开局”。阎连科似乎是个天生的“刺头”，《受活》里的“绝术表演”，《丁庄梦》的艾滋病村，《坚硬如水》中令人咂舌又哭笑不得的革命性爱，《日光流年》里的割皮卖淫，他的每本书都带点“出格儿”，而评论界也对这表象的“出格”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仿佛一招一式都有其深意。这中间是否存在某种灵犀的“互动”，颇值得回味。反正阎连科是执着地“出格”下去了。《风雅颂》突然变换乡土的家数，剑指知识分子“丑陋的裤裆”，其中是否有“故挑事端”的嫌疑和默契？夸张的语言，奇崛的想象，大开大阖的情节，成为阎连科“三斧子”式的优长，又是一种难言的病症。自1997年《年月日》的发表为其赢得“苦难大师”的美誉后，阎连科作品里再也找不出一个可爱、鲜活的人物。虽不能以此判定小说的优劣，却是一个信号：作者似乎丧失了日常言说的能力，那种细致亲和的、生活化的言说。一种意味深长的“失语”。这是理解阎连科的关键，我在一篇文章中把它称为“极端化写作”①，阎连科对现实主义的偏激态度亦由此而来。如果承认语言和心灵的密切关联，甚至前者就是心灵的符码和结构，那么上述失语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的缺憾，它指向文中弥漫的怨怼与仇视。关于这种情绪的根由，小说并未正面说明。叙事主体只是被怨怼驱迫着寻找滋生它的情境，如天灾人祸，瞎眼瘸腿，奸淫掠杀等，这让随后而来的个人反抗变得虚妄不实。所谓反抗，只是借他人的举动暂时地满足了怨怼的一次出击与宣泄，并没有根本解决怨怼主体自身的危机。一种“不及物的抒情”（这也是《风雅颂》试图超越之处）。就文学是“关于”抒情的这种说法的最好、最纯粹、最复杂的意义上讲，阎连科的小说是关于情绪的，而并非思想。力图从阎连科的作品中挖掘社会学或政治学等方面的意味，我以为都是深刻的误读。（上述对《风雅颂》的批评，亦是如此。它们高估了阎连科写作的现实包容力和渗透性。）随着怨怼之气被文学过度倚仗、支取与耗费，这种情绪本身的坚持也变得可疑、可憎起来。说到底，除非找到新的精神资源，否则仇恨将是一柄双刃剑，在阉割了世界的丰富性之后，亦将导致自我的厌弃。《风雅颂》便体现了这种深沉的厌弃感。 《风雅颂》里有两个触目的词：“知识分子”和“耙耧山”。其间的关系非常微妙，虽然表面看去有些不伦不类。后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阎连科的“耙耧”系列小说，那么“知识分子”的反复闪现是否意味着作者在题材上的转型呢？目前评论界在这个问题上浪费了太多唇舌，这和我们对新颖与深刻的期待有关。小说中“知识分子”和“耙耧山”最初是作为两种对峙的身份提出的，它们纠缠在主人公杨科——一个农家出身的大学教授身上。就杨科在两种身份间的挣扎、掣肘而言，任何指责作品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扭曲、诋毁也好，妖魔化也好——都不应忽视“耙耧”的牵制。换言之，“知识分子”与“耙耧”乃是一整体。小说的叙事结构也证实了这一点。既然以第一人称杨科的视角敷叙成篇，那么，所有对知识分子或高校的“污言秽语”，只有在“我”的语境中方具效力。一种主观型的叙事。与其说它们道出了外界的真伪、事实，不如说真实地泄露了“我”与世界、甚至“我”与自身之间无可救药的对立关系。这在杨科为村人的孩子摸顶时的表现得最为直白： 我一个一个地摸，心里一遍一遍地说，你如萍不爱我，清燕大学不爱我，京城不爱我，甚至连京郊的精神病院也不爱我杨科教授，可玲珍爱我呀，耙耧山脉爱我呀，县城和城里的天堂街那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爱我呀。② 村人因杨科“教授”的身份对其礼遇有加，“耙耧”的这种青睐反过来加深了主人公与京城、如萍等的隔阂、对立。（此后，杨科曾以炫耀在天堂街的辉煌性史来试图打击与副校长通奸的妻子如萍。）“知识分子”和“耙耧山”在此已超越单纯的身份标签，它折射着“我”的今天与过去，两种不同的情感逻辑（“不爱”与“爱”）与记忆。值得深思的是，如果去除“耙耧”的重量，那么“我”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是否还存在呢？若回答是否定的，那么说《风雅颂》单纯致力于讽刺当代的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伪命题。在杨科的意识中，“知识分子”是一枢纽，它辐射到“清燕大学”、“京城”、“精神病医院”以及李广智、赵如萍等人物，而“耙耧山”则牵带出“前寺村”、“天堂街”、“县城”以及付玲珍、小敏、妓女、村民等人，由此构成书中的两条主线。我们发现，两条线索的交汇、触碰以“知识分子”和“耙耧”的抵牾关系体现出来，但背后却瓜葛着古老的城乡矛盾，这正是“知识分子”与“耙耧”纠缠不休的实质与根源。一个巨大、难堪的隐痛！它造成了杨科的精神分裂和自卑，一个悬浮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杨科出场时，目睹妻子与人“坦诚”而卧、那没头没脑地“惊天一跪”（原文是我“晴天霹雳地在他面前跪下去，（我跪得猛烈而有力，像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便是由潜意识里的农民自卑所致。我不打算接受诸如“知识分子天性懦弱”这类的精致说辞，它太避重就轻。事实上只有从城乡对立、边缘人苦闷爆发的角度来理解杨科的举动，上述场面才不致流于莫名的滑稽。这也更符合全书自我剖白的基调。说白了，所谓“知识分子”与“耙耧”的身份危机不过是城乡对立的一种换喻式思维。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难，不妨看看杨科与村民的精神沟通与维系方式。在乡人眼中，杨科是耙耧山脉第一个到京皇城里的读书人。“不仅在京皇城里读了书，还留在皇城的大学教了书。”而杨科在向村人自我介绍时，亦不忘在“教授”的头衔前加一个“从皇城回来”的定语。这里，“京城”对“教授”并非只是简单的修饰与限定，“教授”或“知识分子”所唤起的崇拜与景仰是建立在城市对乡村的（权力）压抑与吸附上的。对一个乡民来说，“知识分子”与“城市”所激发的是同质的情感逻辑与格局。“知识分子”犹如长在“城市”这棵参天大树上的一颗曜曜的果实，倘若只是乡间的一个教书匠，“摸顶”之类事也就免谈了，杨科的内心分裂也不会如此火烧火燎，不可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