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现象”的大众狂欢色彩阻碍了人们的视野，论者很难超越王朔肆无忌惮的夸夸其谈，基于个人生活经验的道德情感成了判断依据。大量站队式的就事论事构成一个封闭的怪圈，使得对王朔的讨论无法进入一种更有价值的视域。虽然极少数论者将问题引入到对所谓“流氓文化”根系进行反思的层面，①但这一线索并没有延续下来。对于“王朔现象”的几次大型讨论，多是泛文化意义上的，如1990年的论争以“王朔电影”为核心，2001年的论争肇始于王朔对金庸、鲁迅的批评，而1993年以“王朔小说”为核心的论争也从属于“人文精神论争”。研究的非历史化状态使王朔小说的文学史定位模糊而尴尬。 历史地看，1988年主流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作家痛感无奈和失落，②而王朔却迎来了自己的高峰——“王朔年”。与此同时，“先锋小说”也正让批评家们激动不已。在此，我们可以简单对照一下王朔和先锋小说家马原的经历。他们在80年代都被认为是创新的先锋，进入90年代，都成了公司老总、影视编剧和电影导演。面对自身的变化，马原认为：“实际上这两个马原从骨子里还是同一个马原，因为原来别人说的那个写‘先锋小说’的马原只是被定义了”。③由于“两个马原”的存在，我们就有必要重新反思那个被定义的马原，被定义的“先锋小说”。同样，王朔的特殊身份也成为历史反思的一个可能起点。 一 身份焦虑：王朔的相对剥夺感 1983年，王朔认识到生存的严酷：“不写小说就没什么出路了”④。此时，拉萨河边的马原正在构思自己的成名作《拉萨河女神》，而在浙江一个镇卫生所里，余华也做起了小说梦。四年后，他们被《收获》集束式推出，作品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格格不入。事实上，早在文艺界高层酝酿“清除精神污染”之前，西方“现代派”著作已经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以琼瑶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也已风靡大陆。通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建立起来的“文学传统”开始经受冲击，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学成规正在发生偏移。 许子东认为在经过新时期初期的“文学自身追求与社会政治变革与大众审美趣味高度融洽切合的局面”以后，主流的“社会文学”就因为内在矛盾开始逐渐分化。1983年以后，“典型的社会文学依然坚持批判锋芒勇往直前，而从事理想教育和深入反思历史的两类社会文学，则分别自然而然向‘通俗文学’与‘纯文学’倾向靠拢乃至转化。”⑤王朔和先锋小说家们正是这时步入文坛。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想象到，90年代以后，“先锋小说”虽然失去读者却在评论家的阐释中修成正果，一套纯文学的秩序建立起来。余华成了“先锋小说”的代表，马原被追认为“先锋小说”的先驱，而王朔虽然在通俗文化领域大受追捧，却没有被归入这一行列，成了不伦不类的“痞子文学”的掌门人，在文学史序列中无法获得有效命名。 同样面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认同危机，王朔为什么与先锋小说家所秉持的写作伦理大相径庭呢？依我看，主要取决于王朔的特殊身份，尤其是当“倒爷”的那段经历。 但是就是这段经历在王朔的自我意识中烙下深深印痕的却是巨大的身份焦虑。在转型期社会中，社会身份取决于个人在迅速发展的经济体系中的表现。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历史并没有给王朔太多机会。随着整顿经济秩序和“严打”的展开，王朔经历了一段“全没戏”的日子：在部队没有入成党，搞药品批发辞职，开小饭馆不赚钱，经商屡次失败。无法与自己认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使王朔产生强烈的被剥夺的身份焦虑。这和那些怀抱坚定文学信念的青年有巨大差异。80年代一度出现作家队伍“爆炸”的现象，许多青年因为缺少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纷纷诉诸笔墨，期望实现个人价值，改换生存空间，所以当时文学负载着一代青年的雄心和梦想。纯正的文学理想使他们相信通过艺术途径可以解决面对现实生活时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紧张和焦虑。他们作品中描绘的异化情况很大程度上就是现实焦虑的折射。作家通过作品“对人们在社会中获得地位的方式提出质疑”。⑥王朔十分清楚艺术的处境，“到了广州一看，小说谁看呀，78年那会儿小说已经很火了，可是在金钱面前……”⑦所以王朔的身份焦虑和由文学青年转变成先锋小说家的人有着天壤之别。 王朔身份焦虑的重要动因是强烈的相对剥夺感⑧。由于当过“倒爷”，王朔的这种感受异常强烈，尤其是看到那些有很深背景的人活得很滋润，因为他们已经懂得财富是衡量社会成员的基本标准，正是这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的存在，一种“随机应变，没有原则，对实际利益的追求是第一要务，而意识形态的纯正，道德甚者法律，则可抛诸身后”的“机变原则”开始在王朔的自我意识中逐渐形成。这种“机变原则”让人们鄙视“一味躲在实验室里的书生”、“嘲笑商业利益的卫道士”，使人们坚信“获取更大的利益不仅仅是企业的成功之路，而且也是一种应当弘扬的优秀品质。”⑨正是这种“机变原则”的存在，使王朔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对于文学的理想和抱负。王朔自己曾说：“就因为我不出类拔萃，最好的东西得不到，只好退出来。结果我倒幸存下来了。我是老被甩出去的那种，甩成正人君子了。想学坏吧，条件不好。从小是奔着坏人去的，就因为条件不好，生给逼成好人了。”⑩所以，当一群热血沸腾的青年诗人不知疲倦地在全国进行漫游和演讲时，当崔健声嘶力竭地喊出“一无所有”时，王朔正在文学中小心翼翼地做着自己的发财梦。这种实用主义心理和主流知识界宣扬的理想主义构成一种奇妙的对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