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曾以“原乡文学”一词，命名“‘五四’及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如废名、沈从文、萧红、艾芜等”一脉的原乡作品。及至新中国成立，“五四”开启的原乡小说创作却发生了质的裂变，特定的“社会主义时代”语境不断逼促作家表现农村的现实政治，原乡题材及叙述方式日益显得不合时宜，终于为新农村小说取代：作家们或盛赞农村集体化引发的“山乡巨变”；或书写农村“新人”试办互助组、合作社的“创业史”；或激赏农村历经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风雨（大都是“人工造雨”）而赢得的一片“艳阳天”。 然而，“原乡文学”传统并未全然失落于现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表层的断裂上；藕断丝连，时或潜隐在两者曲折晦暗的压抑变通、辩难修正间。例如艾芜写于上一世纪60年代初的《南行记续篇》①，便如一座独木桥，勉为其难地连接起现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间的原乡小说断层。 一 写“自己所熟悉的”还是写“革命事业需要的” 新中国的成立，使艾芜又一次面临题材选择上的“迟疑和犹豫”。30年代他酝酿《南行记》时，曾与沙汀联名给鲁迅写信，求教能否写自己“熟悉的”、“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坦言“不愿把虚构的人物使其一个翻身就革命起来”；鲁迅的回答耳熟能详：“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②尽管彼时鲁迅的回答仍留有初习苏式辩证法时的面面俱到，诸如在“熟悉”／“有时代意义”一类的取向上偏侧移易；但艾芜却从某个“深刻的片面”，领会了“写自己所熟悉的东西”、“不必趋时”这一创作原则。恰是有了这一主心骨，《南行记》应运而生。 时移事往，30年代业已破解的“写什么”的困惑于今又成了问题。好在此时毛泽东文艺思想业已成为一切文学工作者必须听命的指导性纲领。1951年9月，艾芜写了《略谈学习、锻炼和创作》一文，笔涉题材困惑的迎刃而解：“研究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明确地认识了，创作作品不是以文学艺术工作者为本位，只写自己所熟悉的东西，而是反转过来，要以革命事业为主”，“因此文学艺术工作者，首先要研究的，不是我写什么熟悉的东西，而是要明白革命事业需要我写什么东西。这就变成，不是我愿不愿意写什么的问题，而是我应不应该写什么的问题。假如革命事业要求我写的东西，而我又明白这是我应该写的，只是我却独独不熟悉它，那我该怎么办呢？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不熟悉的东西，你就得先去熟悉它”③。 恰是在“革命事业需要”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引下，艾芜不再“南行”原乡，而选择了北上鞍钢“熟悉”新生活。1958年相继出版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与短篇集《夜归》、《新的家》，便是他题材趋时求新的收获。《夜归》、《新的家》、《雨》等被复沓选入上述短篇集中的诸作，多以富有生活气息、富有表现力的细节，煞费苦心地捕捉新生活的脉动；但徒剩支离破碎的“细节的真实”，却失落了那流贯全书、生气淋漓的创作主体。恰如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所指出的：“从整体而论，连同长篇《百炼成钢》，都表明了在题材、艺术观念和方法‘转向’后的挫折。对于艾芜，读者记忆最深的恐怕不是《山野》和《故乡》，而是30年代的《南行记》。” 《夜归》写一名年轻工人雪夜归家之行；《新的家》写一位农村妇女到了“新的家”的安定……无意识间，适成作者在新时代中苦心寻觅并似乎终于找到了归宿的移情。然而即便艾芜身处“新的家”，心却依然魂牵梦萦“原乡”。 对于艾芜而言，“南行”不止是一种题材选择，而是一名自外于“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神往漂泊的知识者的思想外化。云南边地亦不止具有地理学的意义，而暗含着一个疏离现实生活的精神彼岸、精神异乡（异乡边地被乐于边缘的艾芜引为梦中“原乡”）。这是30年代艾芜书写《南行记》的原动力；亦是后来他续写《南行记续篇》的真实心境。惟其如此，方能理解当1961年艾芜得以故地重游时，那份如鱼归水的逍遥，那种生命力勃发的销魂。 洪子诚的文学史评说却对《南行记》与《续篇》有着明显扬此抑彼的倾向，称《南行记续篇》“依然是抒情性的文笔，也还有边疆风情的渲染，而叙述者的‘身份’已完全改变，作品的‘主旨’，也被纳入‘新旧生活对比’的简单的观念框架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对社会生活、对生命的发现”④。 诚如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一文所言，不应该模糊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总体面貌”，这恐怕是他上述立论的出发点；但同样是其必要的提醒：我们亦不能疏忽“对‘非主流’文学线索的细心发现”，不能疏忽“同一文本内部的文化构成的多层性”⑤。恰是得益于后者的提示，笔者认为《南行记续篇》中的原乡主旨虽则会在“十七年”政治语境中被重构，但仍无改作者在“南行”这一象征中力图重获主体自由，在原乡这一题材中相对游离现实的隐衷。类似不同向度的牵引撕扯，促成了文本内部的裂变，产生了《续篇》相反相成的结构性张力。 其实，即便在“十七年”一体化的舆论体制下，仍若隐若显地存在着诸种辩议修正的声音：诸如1957年巴人《论人情》、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的发表；1961年《文艺报》主编张光年执笔的《题材问题》的专论；及至1962年老朋友邵荃麟关于“题材的广阔性”、“题材的多样化”的讲话⑥。《南行记续篇》可谓以极其独特的方式，有意无意地呼应、触及了关于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人情与人性、关于题材与主题等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