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但求“安稳”还是应有“斗争”：张爱玲与沦陷区文坛上的张爱玲之争 说起来，沦陷区文坛上的张爱玲之争及其后续事变，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情了，可是相关人士的一系列言语行为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他们的应和或分歧在当年究竟有何意味，其实仍是有待重新检讨的问题。这些复杂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快捷巧妙的解法，只有尽可能地联系当年的历史语境、仔细地比勘校读相关文献，或许才可略窥其言行之究竟。 论争的引子是张爱玲的小说《连环套》。从1944年1月开始，《连环套》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上逐月连载，由于它是张爱玲继《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出色的中短篇小说之后创作的“第一个长篇”，所以《连环套》的连载也就特别地引人注目和令人期待。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连环套》却成了张爱玲艺术上的一大败笔——在作者粗俗的笔调和肤浅的叙述中，主人公霓喜为人做妾、与人姘居的“传奇”一生，居然是“畅意的日子一个连着一个”，竟至于说什么“（男人们）走就走罢，去了一个又来一个”，那口吻就像潘金莲在模仿郝思嘉的自我安慰之言“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一样难掩粗俗，至于袭用潘金莲打情骂俏的腔口如“贼囚根子”等等之粗鄙，更不待言。这样的笔墨、趣味竟然出现在《金锁记》的作者笔下，的确让一些珍惜张爱玲才华的文坛前辈惋惜不已。其中就有一直悄然蛰居在上海的翻译家傅雷，他破例地为张爱玲打破沉默，化名“迅雨”在同年5月1日出版的《万象》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这是自张爱玲崛起于沦陷区文坛以来关于她的第一篇重要批评文章，同时也堪称傅雷的第一篇重要批评文章，所以编者特地在该期的编后记里郑重推荐说：“张爱玲女士是一年来最为读书界所注意的作者，迅雨先生的论文，深刻而中肯，可说是近顷仅见的批评文字。迅雨先生专治艺术批评，近年来绝少执笔，我们很庆幸能把这一篇介绍于本刊的读者”。① 号称“怒庵”的傅雷果然褒贬分明：“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在傅雷看来，“《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跶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化的路。”所谓“趣味化”是批评《连环套》用低俗的男女传奇情节去刺激和吸引读者。同时，傅雷还批评《连环套》的“人物的缺少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风格也从没像在《连环套》中那样自贬得厉害。节奏，风味，品格，全不讲了。措词用语，处处显出‘信笔由之’的神气，甚至往腐化的路上走。”所谓“腐化”云云指的是《连环套》因袭旧小说叙事的陈词滥调——“这样的滥调，旧小说的渣滓，连现在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家也觉得恶俗而不用了，而居然在这里出现。”从《连环套》的这些失误来看，张爱玲在创作上已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而不觉。为了促使她尽快警醒，傅雷在文章的“结论”中对她提出了两条忠告和三条警告。第一，傅雷希望张爱玲“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即作者通过设身处地体会所创造的人物来扩展和深化自己的人生体验，“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这是针对自《倾城之恋》到《连环套》在表现人物上的肤浅之病而发的忠告。第二，傅雷委婉地说：“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感伤情调；……”。这是忠告张爱玲开阔视野、拓展表现的题材领域，不要老是把写作的兴趣集中在“男女问题”上。三条警告更是直言不讳：一，“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人生形相之多，岂有一二套衣装就够穿戴之理？”这是针对张爱玲的叙事渐成格套而发的警告。二，“文学遗产的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三，“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王尔德派的人生观，和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腔调混合起来，是没有前程的。”这是对张爱玲特别喜欢抒发的并且也让一些读者特别喜欢的“苍凉感”之批评。由于这种“苍凉感”乃是中西和合而成并贯穿在张爱玲的末世—乱世男女传奇叙事中，所以书评家少若在1947年曾称张爱玲的叙事趣味是“颓废的情热”。 看得出来，傅雷的这些忠告和警告虽然直言不讳，但大多是关于艺术的，而且发言中肯、态度恳切，显然是出于对张爱玲艺术才华的珍爱和对她的文学前途的厚望。 可是，在傅雷充满善意的文章中也确实包含着一些超越了单纯艺术得失的严肃批评。其最耐人寻味之处，是他说“心理观察，文字技巧，想象力”这些“优点”既能够成就《金锁记》那样的杰作，却又会把张爱玲“引入危险的歧途”。这是为什么呢？细读上下文，原来傅雷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指出，产生文学杰作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即作家必须有“深刻的人生观”并从而富有深度地写出人生的或者说人性的“斗争”。按，由于在目前的语境下，“人生观”和“斗争”这类概念几乎被视为保守或极左的代名词，所以在此应该说明的是，傅雷的文学趣味和文学观念并不保守也不狭隘，让他反感的恰恰是局限于某种“主义”的文学趣味和意识形态化的左翼文学观念——“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是问题。”所以他所谓的“人生观”和“斗争”，显然与意识形态化的“左翼”教条无关。傅雷的“人生观”是什么，他没有明言，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在那样的时刻和境遇中默默坚守，必定有其不可动摇的人生观底线。从傅雷紧接着对“斗争”人生和“斗争”题材的特别强调中可以看出，在他眼里，人的自由是争来的，而为自由而斗争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可宝贵的人性内核，这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观的核心和文学观的基础—— 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而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赚取同情的机会。至于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愤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一类的谴责。第二是斗争的表现。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情欲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掉活力。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一样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躯壳。 傅雷的主张显然有鉴于此前新文化、左翼文化过分强调人生斗争的外部性和社会性之偏至，同时也显然是考虑到了沦陷区作家置身“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的特殊情况，所以他特别强调的乃是加强和深化对人生斗争的主观方面或者说内在方面之表现，殷切期望沦陷区的作家们能够在这方面纵深开掘、于人生的内在斗争描写中彰显出人类不屈不灭的人性。傅雷之所以对《金锁记》和《连环套》给予了褒贬截然不同的评价，首先就是因为这个根本点之有无。在他看来，《金锁记》不仅完满地展现了女主角曹七巧内在的金钱欲和爱情欲的悲剧性斗争，而且深刻地揭示了这悲剧性的搏斗中不灭的人性之光——尽管曹七巧的战斗失败了，但她毕竟为爱情战斗过，作品令人信服地展现出即使在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曾减少圣洁”，而垂死之际的她回首前尘往事，不禁为自己错失了爱和错待了子女而黯然神伤，这也表明她虽然心性病态，但毕竟人性未泯，所以她仍然是个让人悲悯的犯了错误的人。可是《连环套》的女主角霓喜却几乎只是“一个动物”，她靠为人做妾、与人姘居以谋生，却丝毫不见她有什么内在的人性斗争，甚至连一个人起码应有的痛苦和屈辱也没有，张爱玲将这个人物置于动物般的生存竞争中，完全肯定她不断与环境寻求适应、获得成功的“连环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这个失误的发生，并非由于张爱玲的艺术技巧不足，而是因为她的人生观出了问题。这正是傅雷最为担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