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川乐山人郭沫若(1892-1978)一生曾经写下了110万字的自传，其字数之多、影响之大，堪称中国新文坛之最。1996年列入江苏文艺出版社“名人自传丛书”的《郭沫若自传》，则只有21万字。还好，这本书叙述郭沫若1926年前往国立广东大学就职的情形，不仅脉络清晰，而且生动传神。我们先看以下这段： 不记得是那（作者按：当为“哪”）一天了，总得在二月尾上罢。那一天的早晨我接到广东大学的来信，要聘我去做文科学长。达夫那时住在四马路的振华旅馆，我便跑去找他。我们商量好了，决定一道南下。接着我又去找过常云湄和蒋光慈，但他们有职守，一时不能离开。那时候田汉也住在上海，广大早就聘了他，要他去担任文科教授。我也去找过他，劝他同去。但他受到“醒狮派”的遏阻，他是决定不去的。下午回到环龙路，才晓得王独清回来了，在中饭时分来访问过，不一会还要赶来①。 有些校史资料认为，推荐郭沫若来广大任职的是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林祖涵（林伯渠）②。动议这一聘任的时候，陈公博尚在国立广东大学代理校长任上（1925年12月底至1926年2月）。那时的校长是顾孟余，1925年11月底被任命，但他好像不怎么在乎这个职位，一说他1926年春夏之交才到广大③。一说他直到1926年6月去职，从未到职视事④。要不是汪精卫的一再恳求，陈公博其实也不愿意做这个代理校长，幸好汪精卫同时给陈公博留下了后路：“你先去把罢教风波平息，然后另找别人去干怎样呢？”⑤ 所谓“罢教风波”，跟邹鲁的“北上”密切相关。顾孟余之前，邹鲁是校长，而且是国立广东大学的创校校长。孙中山去世后，邹鲁先在北京开了“西山会议”，后在上海开了跟广州同样名称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照陈公博《苦笑录》中的说法：“邹先生在离广州的时候，大约也不打算南返，于是广东大学遂鼓起罢教风波。一般邹先生所聘来的教授，自然不便说要挽留邹先生，因之抬出经费无着的口实，开始罢教。”“广东大学当日的情形，很有点骚乱而无法镇定的样子。”⑥ 广东大学创校还不到两年，麻烦却这么多了，郭沫若在大上海当是有所耳闻的。但是，接到广大来信后，郭沫若当下就回了信，并要学校寄来旅费。他还建议学校同时聘请郁达夫，以及法国留学归来的王独清。之所以会去广东，因为它是“我们的希望所寄系着的惟一的地方”；之所以要拉上才见过面的王独清，是因为听说他和汪精卫一个姓曾的秘书相识，可以成为“一个相当有力的助手”⑦。《郭沫若自传》继续写道：“在三月十日左右，广大有了回信来，对于我所提出的条件，一概照办，把聘书和旅费托林祖涵的兄弟林祖同，带来了上海。”旅费一共600元，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每人200元，“穷得连馆债都不能付的独清，自然是欢其天而喜其地的”⑧。 1920年5月留德之前，宗白华是《时事新报·学灯》的主编。其时还在日本福冈学医的郭沫若，在上海这家有名的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白话新诗，从此蜚声中国文坛。1923年3月，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并获医学士学位。这时，有人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职，也有人高薪聘请他做医生，他都拒绝了，他对一个朋友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的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也必须创立新文学。”⑨郭沫若1921年7月上旬在日本跟一群志同道合的留日朋友创建了文学团体“创造社”，要实践的也正是这种“革命文学”的远大理想。这一理想到了广东以后能实现吗？ 常云湄、蒋光慈以及田汉不愿去广东，但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3月18日一同离开上海南下了。关于这个日期，郭沫若在自传中写道：“日期碰得那样凑巧，真正是偶然的事情。刚刚碰着了‘三一八’！这是一个世界的纪念日，已经就足够名贵。谁料到就在同一天，北京的段祺瑞还在天安门用青年学生的血来把它更染红了一次，成为了我们民族的纪念日呢？”⑩世界史上的“三·一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必管了，因为对于1926年3月的中国而言，更不平常的历史故事还在后头——蒋介石20日在广州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这个时候，郭沫若一行正在从上海到广州的海上漂泊着…… 二 整个海上航程将花费5天。趁此机会，我们可以先去熟悉一下跟郭沫若同船的郁达夫、王独清，他们不久就要成为中大校友了；还要去会一会早已成为中大校友的另一个人。 浙江富阳人郁达夫(1896-1945)，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也是创造社的重要成员。跟郭沫若一样，《辞海》文学分册对郁达夫也有专门的词条，其中说道：“抗日战争时，在香港、南洋群岛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新加坡沦陷后，流亡于苏门答腊。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队杀害。”(11)千万不要小看了这段叙述，因为正是从遇害那时开始，郁达夫的死亡之谜就流传了开来，至今仍然是中日学者间的一个热门话题。有心的读者不妨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华文摘》以及前几年的《社会科学报》找资料看看，我这里要推荐的则是夏季风以此为原型写的中篇小说《苏门答腊的犀牛》，发表于广州的《花城》杂志2003年第1期。 陕西西安人王独清(1898-1940)有首《我从Café中出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诗，法国象征主义的味道十足，网上很容易搜寻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