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写的四卷本《鲁迅年谱》。2000年9月，这部年谱的增订本（四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鲁迅研究课，备课时常常翻阅这部《鲁迅年谱》增订本。平时写一点关于鲁迅或相关的文章时，也不时查阅这部增订本。我要说，作为工具书，这部增订本《鲁迅年谱》以其资料的丰富性，给了我很多帮助。然而，当学生要求我推荐一些鲁迅研究方面的入门书时，我却又从不敢向学生推荐这部《鲁迅年谱》。其原因，就在于这部经过增订后的《鲁迅年谱》，仍然问题太多，贸然向学生推荐，实在难辞误人子弟之咎。下面从几个方面，以举例的方式，谈谈这部年谱存在的问题。既然是举例，当然所指出的问题，并不是我所发现的全部。还应该说明的是，有些问题，由于时代因素的制约，仍然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也就不予提及。 一 我想从基本事实方面谈起。在这一方面，这部增订本年谱，仍然存在不少错讹。有些事情，本来在年谱增订时，已有很明确的结论，但增订者仍然沿袭了长期存在的讹舛。有些事情，在增订时或许还不清楚，但今天已很清楚了。这两种情况，都有从速改正的必要。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开始写回忆鲁迅的文章。1949年后，许广平这方面的著述则更多。许广平对鲁迅的回忆，当然有着独特的价值，为研究鲁迅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许广平对鲁迅的回忆，也有许多不准确、不真实之处。1979年11月，朱正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该书的大部分文章，所“正”的都是许广平回忆鲁迅之“误”。该书出版后，在鲁迅研究界应该说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许广平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对于章太炎先生是很尊敬的，每逢提起，总严肃地称他太炎先生。当章先生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时，曾经被逮绝食，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还是推先生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食的。”按许广平的说法，章太炎是在鲁迅的“相劝”下才停止绝食的，而且，在章太炎绝食期间，鲁迅还是“敢去相劝”的惟一之人。朱正收入《鲁迅回忆录正误》中的长文《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对许广平所说此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考证。朱正依据《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依据章太炎被囚期间致夫人汤国梨的信、依据汤国梨为影印本《章太炎先生家书》所做的《叙言》、依据鲁迅日记、依据许寿裳、马叙伦等人的有关回忆，指出：在章太炎绝食期间，鲁迅没有去看望过；鲁迅首次看望被囚禁的章太炎，已是在章太炎中止绝食之后的1914年8月22日，章太炎此次中止绝食，“完全与鲁迅无关”。至于许广平所说“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也不准确。章太炎绝食期间，他在北京的弟子中许多人都赶去相劝了，以至于有“环吁床前”的场景出现。朱正对此事的梳理考证，十分令人信服，堪称无懈可击。但增订本《鲁迅年谱》，却完全无视朱正对此事的考辨。在叙说1914年8月22日这一天鲁迅的活动时，文中记载了与许寿裳同至钱粮胡同“谒见章太炎”一事（《鲁迅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318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均注卷数及页码）。谱文在依据徐一士的《一士类稿》和《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对章太炎被囚和绝食一事做了说明后，仍然有这样一番话：“绝食期间，他的许多弟子都十分焦急，但‘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还是推先生（指鲁迅）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食的。’”引号中引用的，当然是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中的话，《鲁迅年谱》第319页也对此做了注释。增订者固执地沿袭许广平的错误说法，实在有些令人费解。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1986年12月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鲁迅年谱》的增订者都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要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的一版再版，那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实际上，这部增订本年谱，还是有一处借助了朱正该书的考证的。增订本第3卷第441页，叙及1933年7月间，鲁迅“第三次接待瞿秋白夫妇”，并在第442页对此句注释道：“据朱正考证，鲁迅这次接待瞿秋白的时间是在七月十日，参阅《鲁迅回忆录正误·关于鲁迅保护瞿秋白的经过》。”这说明，增订者是注意到朱正的这本书的。至于增订者在鲁迅与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的关系问题上，舍朱正考辨而仍采信许广平说法，惟一的解释是，许广平的说法能为鲁迅增光，而朱正考辨则使鲁迅形象“减色”。但年谱是史书，是工具书，求真应是绝对的追求。无视事实而往鲁迅脸上贴金，在鲁迅研究中是长期存在的现象，这种做法最终给鲁迅带来了明显损害，它是导致一些人对鲁迅误解、反感、甚至厌恶的原因之一。 在叙说“五四”运动时，有在今天看来十分陈旧且完全站不住脚的套话：“在这一运动中，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站在最前列，起着领导作用。”（第2卷第1页）在1919年的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即便是李大钊，也还不能说是够格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这样一种套话，在学术界早已被淘汰，当然也应该尽快从工具书《鲁迅年谱》中消失。必须强调的是，这部增订本《鲁迅年谱》中，类似的早被淘汰的套话，还大量存在。在介绍1931年1月的“时代背景”时，说本月上半月，“王明迫使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第3卷第240页）但其时的王明，何来“迫使党中央”的力量？实际上，在1930年12月之前，王明因犯“错误”而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被发配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1930年12月，在中共面前具有至上权威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才将王明带进了政治局。“迫使”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的是米夫，扶持王明集团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是米夫，而在米夫背后，则站着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背后则站着斯大林。在对中共党史的叙述中，曾经把王明集团的“罪责”全部推到王明头上，原因是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讳。此种现象，在学术界也早已得到改变。作为工具书的年谱，对此类问题更应该有尽可能准确的表述。 增订本年谱中，还有几处涉及王明的叙述值得一辨。在介绍1934年1月的“时代背景”时说：“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王明提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发展到了极点。”（第4卷第1页）王明在瑞金的会议上发言一事，纯属子虚乌有，王明根本就没有到过“苏区”瑞金，也没有到过其时中国境内的任何一处“苏区”。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进入政治局，其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则是向忠发。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共地下组织带来毁灭性的打击。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后也立即叛变，叛变后仍很快被枪决。向忠发被捕杀后，王明才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共最高权力虽然是王明梦寐以求的，但顾顺章的叛变又使得王明终日惶恐不安。终于觉得与这地下组织的最高权力相比，还是生命更宝贵，于是1931年10月18日，带着妻子孟庆树，离开上海到了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走后，政治局委员卢福坦短暂地代理过总书记，不久，王明集团的二号人物博古（秦邦宪）接替卢福坦主持中央工作。直到1937年11月，王明才又离开苏联，到达延安。曾经为了某种政治需要，硬说王明到了瑞金，在瑞金亲自推行极左路线，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被毛泽东推翻，王明才跑到苏联。这种说法，早该抛弃了。增订本在介绍1935年1月的“时代背景”时，首先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挽救民族危亡。受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第4卷第239页）。对所谓《八一宣言》的问世，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这样表述，这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发表《八一宣言》的，是毛泽东实际主导的中共中央。其实，所谓《八一宣言》，是其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所起草的，经共产国际批准后，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发表时，毛泽东所主导的中共中央，尚在毛儿盖一带东奔西突，在六盘山一带翻山越岭。所以，《八一宣言》的问世，与其时在雪山上、草地中的中共中央毫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