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09)02-0019-05 在“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叙事形态之一，甚至可以说，英雄叙事是“十七年”文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时期能够产生如此之多的英雄叙事文本。面对如此之多的英雄叙事文本，梳理其发展脉络，进而对其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获得进一步的认知，这不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下文学中的英雄叙事存在的某些缺失有所匡正。“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条发展脉络。正是这两大发展脉络，从不同的向度上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对各自的发展起到了潜在的规范制约作用。 一 根据“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所显示出来的美学风格的不同，最为清晰并占据着主流的发展脉络，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导下，在显形层面上展开英雄叙事的文本，它们承继了《讲话》以来获得认可的美学风格，在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对峙中凸现外在的交锋。所以，这些文本基本上保持了《新儿女英雄传》的叙事风格。 “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从时间上来看，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要早些。在共产党基本获得全国性胜利的情形下，“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就进入了蜕变定型的阶段，具体来说，《新儿女英雄传》是其起始的标志，这在根本上确立了“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基本模式。第一次文代会所确立的文艺政策在理论上标志着英雄叙事范式的定型；《保卫延安》的出版标志着英雄叙事的成熟；《红岩》的诞生则标志着这一阶段的英雄叙事的高潮已经基本过去。 严格讲来，《新儿女英雄传》在时间上要稍早于“十七年”，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重要的是，其英雄叙事的模式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新儿女英雄传》被当作实践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成功之作，它所确定的方向对嗣后的英雄叙事具有规范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英雄叙事的文化品格。其一是农民和革命具有天然性的联系，主流意识形态视阈下的农民个体行为被充分政治化，凸显了农民在和革命融合的过程中所创造的英雄业绩；其二是大团圆的英雄叙事模式。这就使得“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尽管也会出现一些悲剧，但从总的结局来看，基本上都遵循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样一个大团圆叙事路径，而英雄则是这一先验性存在的一个明证。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郭沫若才会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给予了文艺界一把宏大的火把，照明了创作的前途。在这一照明之下，解放区的作家们已经有了不少的成功作品。”[1](P1)显然，这成功的重要标志在于“读者从这儿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推进自己”[1](P1)。在这里，论者凸显的是《新儿女英雄传》的教化功能，把文学作为鼓舞人民革命的重要武器。这样的阐释，实际上也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中的英雄叙事的基本规范和要求。 正是在这一模式的规范导引下，作家们所进行的英雄叙事就特别凸现了英雄之作为“英雄”的那一面，而相对来说，那些无助于凸现“英雄”的方面则被遮蔽了。如刘白羽作为战地记者对战争有亲身感受，这就使他的英雄叙事最大限度地切近了真实生活。作者通过解放军渡江作战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塑造了一群只要“火光在前”就“永远前进”的指挥员英雄形象（《火光在前》），但他同时遮蔽了战争中人的其他属性。这奠定了后来的英雄叙事昂扬向上的革命基调，即便是死亡这样的沉重话语，也通过“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气概完成了向革命精神家园的“回归”。 《铜墙铁壁》是柳青的一部有关革命历史叙事的重要文本，讲述的是陕北农民在解放战争期间的支前故事。柳青在此塑造了石得富这一英雄形象，突出表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巨大的历史主动性。 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则用粗犷的笔法，讲述一批活跃在铁道上的游击队队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传奇故事。作者在英雄叙事中，注意把民间传奇和革命历史有机融合起来，和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其他英雄叙事相比，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 如果说在这些长篇小说中，其英雄叙事风格显得粗犷豪放的话，那么，峻青和王愿坚的英雄叙事，似乎更喜欢在短小而严谨的结构中，以写意的笔法来塑造英雄。 峻青的代表作是《黎明的河边》，他把革命和亲情设置于同一场景中，凸现了革命和亲情的紧张关系。在英雄小陈和敌人对峙的过程中，敌人为了迫使小陈交出革命者，挟持了小陈的母亲和弟弟作为“人质”。这就使小陈处于两难抉择的窘境中：要救出母亲和弟弟，就要交出自己的同志；要保护自己的同志，就要失去母亲和弟弟。作家在展开英雄叙事的过程中，没有详尽地观照英雄的理性和情感的矛盾，而是让小陈选择了与还乡团头子同归于尽，由此把小陈从政治与道德的紧张对峙中解脱了出来，缓解了革命和亲情的紧张关系，塑造了一个道德和革命和谐完美的英雄。 王愿坚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英雄情有独钟。王愿坚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党费》，这是较早涉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军民在敌后坚持斗争生活的英雄叙事文本，这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有关这一题材的英雄叙事偏弱的局限。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是本阶段最为重要的英雄叙事文本。作者善于以宏大叙事把握中国革命历史，其英雄叙事从对局部和细微的革命战争叙事转向了对宏大的革命战争的叙事，这标志着英雄叙事获得了巨大的突破。作者以高昂的激情、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从正面描绘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延安保卫战。司令员彭德怀的运筹帷幄，指挥员周大勇、卫毅等的身先士卒，战士王老虎、宁金山们的英勇顽强，都集中展示了英雄们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具有一定史诗性。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文本，在“文革”中却遭到了否定和批判。对此，杜鹏程在《保卫延安》重印之后说过：“你明明是在歌颂毛主席，他却硬说你‘恶毒攻击毛主席’。”[2](P539)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其英雄叙事先验地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主题，这就使其英雄叙事成了“歌颂”的具体注脚。这也就说明了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导下，在显形层面上展开英雄叙事的文本，都存在着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对人的其他某些属性挤压的现实问题，这自然也就限制了其可能获得的历史的深度和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