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08)04-0001-04 上世纪90年代已降，由于西方文论的本土化转化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开放性凸显，许多学者在人道主义、历史主义和启蒙主义话语之间重新阐释“十七年”小说，从而使研究走向新的高潮，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学术成果，如丁帆、王世诚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1]，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和意识形态》[2]，黄子平的《“灰阑”中的叙述》[3]，董之林的《追忆燃情岁月——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4]，引日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5]，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6]，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7]，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8]，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9]，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10]，等专著以及相关论文，他们从叙事形态与意义系统的话语裂隙及冲突中寻找知识分子话语、革命话语、伦理话语纠缠迎拒的多声部格局，在政治话语形态上进一步祛魅，获取一种经验之上的理解的同情态度，从而在文本内外语境中对话解读，还原历史的多元复杂性。应该说“十七年”文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相对于“十七年”文学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而言，对它的研究仍然具有拓展的空间。这里提出几点想法与学界同仁探讨。 一、个案化 目前，现有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成果更多的是进行宏观的文艺思潮、题材类型、精神特征研究，而对文本进行重读的也是那些已经进入文学史知识型构的“名篇”，如“三红一创，保林青山”等。其实，在“十七年”期间，由于政治的审查鉴定和不断的文学批判埋没了很多优秀作品；新时期之后政治、文学、作家的转向和人道主义话语的彰显，学者们关注的是具有“启蒙”精神的新时期文学，也无暇顾及“十七年”时期被埋没的作品；而新时期的文学史家在撰写“十七年”文学史章节的时候也只是沿袭甚至附和了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叙述意味和路径，因此，“十七年”文学中的不少优秀作品还是没有被认真清理和价值重估，依然湮没在历史的摇篮之中。只要认真重读一下《人民文学》、《收获》、《延河》等“十七年”文学期刊和被批判甚至销毁的部分作品，如《腹地》、《人民在战斗》等，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作品值得仔细推敲，需要进行价值挖掘的微观个案研究。所以，“十七年”小说研究不仅需要做宏观研究，更需要对文学期刊、选集、出版社等出版或发表的“二三流”作品做更深入的个案研究，甚至那些进不了文学史或者整体水平还达不到二流作家的作品也需要清理和观照。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半个世纪以来的“十七年”小说研究，从研究阶段来看，“十七年”期间对文学研究主要是意识形态化研究，美学的更丰富观照是不可能的。新时期，新启蒙和人道主义话语的恢复又造成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隔膜、断裂与漠视，他们关注的都是当时非常“时髦”的新小说；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学者重新研究“十七年”文学，多角度挖掘文本的意义，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洪子诚的“当代文学一体化”和陈思和的“民间隐形结构”的提法就非常具有概括力。这两种提法推动了我们对文学的认识和研究的深入，但同时又遮蔽了新的问题，即“十七年”文学并不都是“一体化的”，至少陈思和的研究就可以让洪子诚先生的提法不攻自破，同理，陈思和的提法也依然如此。这是因为任何宏观的概括都有可能遮蔽了个案文本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如《三家巷》。 《三家巷》既有革命历史小说的很多共性特征，但又有革命历史小说无法通约的与作家欧阳山联系非常紧密的个案特色，以致《三家巷》成为一个异常复杂的话语场。首先，它吸收了古典文学尤其是《红楼梦》这个家族世情小说模式的营养，文本中的这种古典话语讲述方式与革命历史小说叙事模式既有吻合的地方，又有相龃龉和矛盾的地方，换句话说，《三家巷》存在着两种话语相互消解、造成裂缝的地方。这种对家族世情小说话语的继承在进入了革命历史小说之后重新进行语义编码，它的个案性质的复杂性就出现了。其次，阶级性是《三家巷》构思和叙事的主要思想脉络，但人本主义的、甚至是宗教的思想潜流依然存在，这种复杂形态与作家的文化素养、生存经历有关。作为20年代开始写作、通读古今文学的作家，欧阳山所受的思想影响是非常驳杂的。这种话语资源的复杂性致使周炳这一主人公形象与“十七年”小说中众多的革命英雄谱系形象有了一定的距离，从他身上，我们能够同时看到革命英雄、多情贾宝玉、五四式知识分子、托尔斯泰笔下如列文、彼埃尔式的思考者的多重综合品质。这种复杂性与特殊性是很难作一言以蔽之的通论概括，必须做精细的个案分析。就是那些二三流作家，也不能用“一体化”把他们的作品一笔带过，使其面目模糊的存进历史的档案柜。每个作家、每个文本除了“一体化”共性特征之外，都有无法去除的个性，这也许是原罪的宿命，但却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无法完全进行异质化提纯，那表层话语背后的深度转述总是那么倔强地昂起头颅。所以，“十七年”小说研究需要学界进行个案化深入与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