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这次大会，曾被周恩来誉为被分隔多年的文艺界的“大会师”①。然而，在这表面的团结与欢欣下，座次初定的新中国文坛却暗潮汹涌，甚至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们也因过往的宗派矛盾、素来的文学分歧而争拗不断。以丁玲等“洋学生”为代表的“作协”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土包子”所组成的工人出版社，分别搬入具有百年历史的东、西总布胡同②，两个单位隔街相望，相映成趣。一时间文人雅集，好不热闹。然而在热闹之外，两条胡同间也就生出不少的摩擦与是非。 一 东、西总布胡同的明争暗斗 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是“作协”所在地。“作协”主要是“洋学生”出身的左翼作家的天下，其领导人是丁玲。而坐落于西总布胡同三十号的工人出版社则是来自太行山老解放区“土包子”的地盘。1949年3月15日，赵树理所在的《新大众报》迁入北平，改版为《大众日报》。7月15日，《大众日报》转归全国总工会领导，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更名为《工人日报》。工人出版社是《工人日报》的派生机构。赵树理进城后，即担任该报社的记者，进驻西总布胡同三十号。7月15日，工人出版社成立，由赵树理担任社长，王春任副社长（赵树理一生的好友，一直共同推动新文学通俗化实践），苗培时任编辑部主任（解放区的通俗文艺名家）③。这班昔日在太行山区推动新文学通俗化实践的老朋友，如今在北平的大胡同里再次聚首。他们一心一意要把新文学的通俗化实践坚持下去，将革命的大众文艺“打入天桥去”④。 为了让新文学能真正被大众接受，西总布胡同的工人出版社做了不少努力。1949年10月15日，他们首先请赵树理和老舍牵头，成立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以改造艺人和培养通俗文艺作者，1950年1月，编辑出版了面向全国发行的《说说唱唱》杂志，作为发表曲艺作品的园地，满足城市读者的要求：1950年，为了方便农村读者，还改造了出版通俗文艺作品的“宝文堂”书店，通过货郎担子给农村的艺人和文艺爱好者提供演唱材料⑤。 然而，东总布胡同的知识分子作家们对于西总布胡同进行的通俗化工作却不以为然。两条胡同之间颇有些格格不入。“西总布胡同认为东总布胡同是‘小众化’；东总布胡同认为西总布胡同只会写‘一脚落在流平地，一脚落在地流平’，登不了大雅之堂”⑥。为了比个高低，“土包子”与“洋学生”打起了擂台，在明里暗里展开较量。 第一回合是西总布胡同挑起的，他们采用曲艺形式改编了东总布胡同作家们的新诗和小说。赵树理和外号“苗大鼓”的鼓词能手苗培时一起参与了这个工作。赵树理把田间的叙事长诗《赶车传》改写为鼓词《石不烂赶车》，苗培时则用评书的形式改写了孔厥、袁静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这么做的原因有二：一是要实现新文学通俗化的目标，使为群众写的作品真正对群众产生影响，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但是，这种普及性的工作在现实中却很难开展。用赵树理的话来说：“这件事遇到的困难是作家不干，旧艺人干不来。”⑦二是对东总布胡同的大作家们的“小众化”创作方式看不惯，“有出他们的洋相的意思”⑧。这两个作品中，赵树理的改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赵树理把田间《赶车传》的第一部改编为鼓词，更名为《石不烂赶车》，发表在《说说唱唱》创刊号（1950年1月15日）上。改编鼓词的主要内容和主题均忠于原作，讲述了车把式石不烂老汉翻身得解放的故事：石不烂由于欠地主租子，被地主抢走女儿蓝妮抵债，他报仇无路，只好逃离家乡。后来，他找到了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老汉斗倒了地主，救出了女儿，翻身得解放。与田间民歌体的叙事长诗相比，赵树理的鼓词的故事性和趣味性更强，语言更生动，人物性格更加鲜明。因为篇幅限制，这里仅比较两个作品的开头部分。田间的《赶车传》的开头是这样的：“贫农石不烂，／故事一大串，／有人告田间，／编了‘赶车传’。／‘赶车传’上说，／翻身有两宝；／两宝叫什么？／名叫智和勇。／智勇两分开，／翻身翻进沟；／智勇两相合，／好比树上鸟，／两翅一拍开，／山水都能过。” 田间新诗的开篇是一个引子，运用了比兴修辞，其主要作用有二。一是交代作品缘起，二是点出全诗的“农民翻身”这一阶级解放主题。紧接引子，随即映入读者眼帘的是第一回的题目——“逼婚”。这个惊心动魄的题目立刻吊起了读者的胃口，然而，作品的叙述节奏却突然放慢了，作者仿佛忘记了发展情节，笔锋一转，又用对比修辞，再次循循善诱地讲起阶级斗争的革命道理来：“天下的受苦人／命相同路相同／要赶一挂车／走翻身的大路！／不听古人说过——／老财在车上／长的又胖又白／……老财和老财／搭的一座桥；／穷人在车上／……长的又黑又瘦／老财和穷人／隔的一座桥。／穷一样富一样／走的是两条路。／／要问这两条路／请问石不烂”。 经过二十几行冗长的议论，叙事诗的主人公石不烂终于出场了：“民国二十五年／歪年景不是货／老天爷帮地主／拖人上死路。／谁知种下地／反插上穷根？／谁知人要吃谷／也吃不上口？／这一年秋收／石不烂地里坐／地里坐／两手空／身边一挂空车／空车拴的老牛／身上是破衣裳／衣裳也遮不住羞／他拾起小石头／打着镶刀喊：‘石不烂给谁受？／给谁受？／给谁受？’／忙打忙收拾／全缴了租子／还是不够数／租种地租不起／猪老财，狗老财／活剥佃户肉／租子沉得象把锁／咱在地里受／他在家里算／地里受的苦／赶不上他家里算／算的算的呵／发财又发福／受的受的呵／还要卖人头！”⑨ 新诗中的主人公石不烂，一出场就在激烈地谴责地主对他的剥削压迫。田间的意图很明显，他要塑造一个苦大仇深、走投无路、具有反抗性的农民形象。但是，这个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的留日学生虽然在努力尝试运用浅白的民歌语言、比兴和反复的民歌修辞，却忽略了民间文学有头有尾的叙事规则。对大多数习惯于“某生体”的传统叙事成规的读者而言，一首诗已经读了四五页，却仍然对主人公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所得到的信息，只是一个穷老汉在指天骂地。作者这样写的目的，一方面突出作品的阶级意识，一方面则运用横截面的现代叙事手法，直接引起戏剧冲突，试图引起读者的阅读兴味。然而，由于缺乏人物形象和情节发展的支撑，作品读来不免有抽象乏味之感，既难以唤起读者的阶级认同，也不能让情节引人入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