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9)02-0073-09 目前，对“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学术史的清理，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而要清理“现代文学研究”，有必要考察“五四论述”。所谓“五四论述”，是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同看法，会导向不同的现代文学观。比如《新青年》阵营和《学衡》阵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他们对“现代文学”也有不同的评价。本文不拟全面考察历史上的“五四论述”与“现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而主要考察当代（也就是1980年代以来）“五四论述”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概而言之，当代中国先后出现了三类“五四论述”：一是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的原因，其中又可以分为外因论和内因论。二是批判五四新文化理念自身，批判者分别受到新儒学和后学的启发。三是梳理五四新文化理念的知识谱系，其中又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别。这三类“五四论述”对“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察这一影响，有助于我们理清“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总结“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寻找进一步出发的可能性。 一 当代中国的“五四论述”，首先是从寻找五四运动中断的原因这一思路展开的。这一思路的形成，有着社会历史的原因。1980年代初期，为了推动“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旨在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现代变革的“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蓝本，试图复制一场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就自然会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的原因，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教训。 在这种启蒙主义的视阈中，人们首先找到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的外因。外因论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和王元化。 李泽厚认为，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李泽厚用“启蒙”概括新文化运动，用“救亡”概括爱国反帝运动，他认为，两者在五四时期曾相互促进，但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革命虽然胜利，但封建主义却乘机复活，带来了巨大的苦果①。 对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王元化有一个修正。王元化认为：“五四启蒙运动中断的原因，在于当时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幼稚和理论上的不成熟，他们错误的把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个性解放、人的觉醒、自我意识、人性、人道主义等都斥为和马克思主义势如水火、绝不兼容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② 李泽厚和王元化“五四论述”的新意，在于颠倒了此前主流“五四论述”的内部结构。此前主流的“五四论述”一直强调五四运动的“救亡”与“革命”意义，提升俄国十月革命的导向作用，而淡化五四运动的“启蒙”意义，把五四运动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人道主义等内容当作资产阶级价值观念进行批判。李泽厚和王元化则对启蒙传统的中断感到无比惋惜，试图追究“救亡”和“革命”之责任。 李泽厚和王元化的“五四论述”，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评价标准和立论基础。在这种“五四论述”指导下，“现代文学研究”高度重视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凸现启蒙文学的价值，用人道主义、个性解放、自我表现、主体性、现代文明这些启蒙主义标准来评判现代文学，以前遭到严厉批判的自由主义作家和民主主义作家开始得到肯定性的评价，而革命作家则遭到了批评。因为革命作家用阶级性代替人性、用阶级解放代替人的解放、忽视人的主体性，放弃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向农民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屈服，造成了现代文学启蒙传统的中断。1980年代末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活动，就建立在这种“五四论述”的基础之上。 但是，外因论的“五四论述”存在着一些盲点。首先，这种论述与现代文学史的史实并不完全吻合，因为在“救亡”或“革命”文学思潮内部，仍然存在着启蒙的因素，甚至救亡本身也可以被看成一种启蒙——民族主义的启蒙。其次，这种论述片面强调启蒙主义的价值。站在这种价值立场上评价现代文学，有时流于简单化，而且不能准确地衡量出某些超越启蒙思想的作家（比如鲁迅）的价值。最后，这种论述过分强调导致启蒙传统中断的外因，而只谈外因不谈内因显然是不够全面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的内在原因，被这种“五四论述”忽略了。 从内因论的角度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的原因，代表人物有甘阳、汪晖和王晓明。 甘阳认为，五四的个性解放思潮并没有把“个人自由”作为目的本身提出，而是作为一种手段提出的。五四个性解放思潮所向往的“自由”说到底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艺家所标榜的“人格自由”（或“积极自由”），而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即“政治自由”（或“消极自由”）。浪漫主义的“人格自由”实际上常常不是个人自由的密友，倒更多的容易成为专制暴政的同盟。五四运动拈出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并没有真正抓住问题的根本，不先奠定“个人自由”的绝对优先性，所谓的民主和科学都有可能变成一种新的压迫形式和专制方式③。 汪晖认为，五四运动中断的原因，在于它没有共同的社会哲学基础，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逻辑体系，而启蒙主义的思想原则一旦离开了它的逻辑体系，也就丧失了它的明确规定性。在“态度同一性”基础上形成的启蒙思想运动，同时包含了对启蒙的思想原则的否定，即使各种主义仍然标举启蒙的口号。但这些主义在更为基本的前提和精神上与启蒙原则的对立和冲突，必然导致中国启蒙思想内在的混乱和启蒙运动迅速地分化与解体。危机不是外在的，不是由外部历史事变决定的，而是内在于启蒙思想运动的。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和中国社会政治的分化只是促成了危机的爆发④。
